“饿死3000万”是对一个时代的污蔑！

到处流传，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3000万”。

最困难为1960年冬。时我在大学读书，作为工作队员被派河北故城。该县在河北困难较为严重。我们的任务，是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内容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具体工作，是进户或在生产队的会上询问，大跃进时候砸了几口锅、烧了几根檩条及门板、用了几块砖，或者有别的什么损失。逐家问到，自报公议，反复多次，左邻右舍认可，然后上报，国家照数现金退赔。农家每得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退赔次日，一青年赶集，推回一辆半新自行车，称60元，载妻小村内周游，得意之色形于言表，众人赞叹不已。

食堂尚未解散。我所在生产队粮食无多，留有相当多胡萝卜。一日三餐，大锅煮水，几把小米，大半胡萝卜。开饭时各家端盆打饭。国家供应工作队员每天4两粮食，交粮票和钱给生产队，同大家一起就餐。但农民家里，每有自存粮食。

农民谈及大跃进，拥护修水利有助生产者有之，调侃炼钢铁炼出无用铁块者有之，对党和政府却素无怨言，更不比今日之某些知识分子的故作激愤。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甚为融洽。临到节日或者将转移别村，多有百姓来请去家里吃饭。拒绝是不礼貌的。我曾遇桌上摆出葱油烙饼和面片汤，只得强行分给老人和孩子。

时20岁，确为饥饿所苦。然一道工作之地方领导同志和我们尊敬的教授，生活亦无差别，唯十天半月集中到公社开会，可以大吃一顿羊杂碎。集市小摊有炸糕、饺子，1元钱一个。同学中未见有人买过。

这个最困难的冬季，在我所工作的农村，我没有见、也没有听说饿死人。或许有老弱病残因营养不良，可以不死而竟死者。至于适龄妇女月经不正常而生育减少，就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1961年春回学校。时军队每人粮食定量45斤，煤矿工人高到50斤。我们男生定量35斤，女同学略少。此外有糕点票、糖票之类。同年级100零几人中，一位饥饿过甚，在食堂拣女同学留下的白薯皮充饥，后来退学回家。值陈毅同志讲话，说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学习积极性遂明显提高。每日钻图书馆，似乎不见有人喊饿了。有高价饭店、高价糖果，我们似并无向往。大约半年以后，一切归于正常。

我在农村有亲戚，同学中1/3来自农村。没有听说谈到家乡饿死人事情。

1964年到1965年，分别赴北京郊区和广西参加农村四清。发动农民忆苦思甜，忆苦经常忆到1958年和“吃食堂的时候”，大抵为干部作风粗暴、命令主义、瞎指挥。但是对党当时所犯错误，一概不见指责态度。在广西，一次生产队的会上，曾有某女社员说，她的奶奶是饿死的。话未说完，即有一个小伙子打断：“你奶奶都快80了，病秧秧多少年，下不了地，活那么大，可以了。”

九十年代，一位湖南籍同事说，他的父亲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这是一位各方面成熟的同志，应该相信他不会胡说。

从六十年代到现在，我从学生而干部，经历学校、机关、农村、工厂，先后半年以上学习和工作的地点包括山西、天津、北京、广西，结识的人中有学生、干部、农民、工人、军队同志、知识分子，不会少于1000人。可以明确听说饿死的，就是湖南籍一例。

如果说当时中国饿死3000万人，那么，当为6亿人中的1/20，平均20人中饿死1人。按照这样的比例，我的100个大学同学，就要饿死5个。经历有限，或许比我所知道的饿死一个人要多，但是差距大若天地，过于离奇。后来知道发生河南信阳事件。信阳事件属个别极端现象，并未遍及全国。就全国而言，生产秩序、学习秩序、生活秩序正常，既非随时可见流氓嫖客，也没有妇女晚间不敢出门的事情。

“饿死3000万”是一个伪命题和对国家的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