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挫折和教训

——跟乌有之乡成都旅游团的谈话（再整理稿）

 

周军（成都双石）

 

记取党的历史上的挫折与教训，是现实的需要

 

现在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很关注社会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降的社会问题，年轻朋友的最大特点就是热情高，但是他们有一种比较急切的心理，希望今天晚上咱们举着旗帜，明天早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有的对立面都消失了，他们有这样一种迫切的心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持起草并通过了一个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第五节，就是专门讲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病，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有现实意义，建议找来读一读，这篇文字非常有现实教育意义。

作为立场来说，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国家走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但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问题已经有30年了，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这30年主流媒体的忽悠不是一朝一夕能扳得倒的，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斗争，绝对不能那么急切。还有一点，你要影响受众，影响你周围的人，你要影响群众，他们都被影响30年了，你如果还是延续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是改革开放前的话语体系，你就很难得到认同。你就是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要传播道理而不仅仅概念和术语。如果仅仅是概念和术语，你就没法得到群众。如“走资派”、“革命派”这类政策性很强的定义，你要随心所欲地乱用乱套，那就只能乱了你自己的阵脚。

年轻的朋友中，有很多人不喜欢学习，不喜欢沾学术，就喜欢上街，喜欢轰轰烈烈，喜欢“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风头，喜欢享受对对方进行“道义密集轰炸”式的快感。但是，你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你们现在的对手，就是舆论界的对手，都是都是打着“学术”和“说真话”的旗号来说话的！你如果是仅凭情绪说话吗，人家一句话就把顶你回来了，我们这儿谈的是学术，说的是真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准备在学术上打败他，证明他说的只是他自己的“真心话”而不是真实的话，让他们没话说！这个就需要储备，学习，充电，提高。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很不具备的。我们都希望形势往好的方面走，良好的愿望能够变成现实，但是，欲速则不达，就现在的状态来说，客观地说，正能量一方还不一定是负能量一方的对手。我在网上观察了十几年了，专门跟散播负能量的朋友讲理，讲点切身感受：现在负能量一方为什么也很难受耶？他们难受在什么地方呢？是他们做得太过分了，粉美、吹蒋、非毛、反共，吹民国，……，开口就是段子，完全什么廉耻都不要了。这并不是正能量一方强大而是负能量一方太愚蠢，太脆弱，所以说正能量一方现在有一定的机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正能量一方如果不把握住这个优势，不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光凭热情行事，光凭情绪行事，把革命看成一种渲泄，那么正能量一方很可能还是会再一次落下风，再一次被人家挤兑到边缘地带。

坦率而言，现在我们的精神文化领域的确需要一场革命——要说是“文革”也可以。但正因为需要革命，就要面对问题！最需要面对的，探讨的，研究的，就是上个世纪那场“文革”以及此前的积累的历史问题，负面的问题，研究怎么汲取教训，怎么避免重复去犯那些犯过的错误。而不是老是去为这些错误开脱、辩护和辩解。

我今天讲的没有热情澎湃的内容，而是主张冷静下来的——要说是泼冷水也可以，回头看看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曲折，希望朋友们尽量不要去重复这些曲折，这些曲折在漫长的革命历史中始终都存在，而且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我跟大家探讨，我希望正能量一方的朋友们，坚决和传播负能量的人做斗争，但是正能量力量内部，则一定要坚决地反极左。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正能量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因“极左”而对正能量事业造成的危害，更大！

在建国以前的正负能量较量中，在正能量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党内，大约有4次比较大的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第一次是陈独秀，这个时间很短，但是它造成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然后连续三次左倾路线，一次比一次左，一次比一次调门高，结果就造成了革命力量百分之九十的损失，被迫长征，造成非常大的被动。

建国前对左倾路线的纠正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完成的，毛泽东开始进入党的领导地位以来，为了纠正第三次左倾路线，花了8年的准备时间！——并不是说遵义会议确定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当然的领袖了，就是“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了！今天他一上来，明天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是这样，他做了8年的准备。我们都知道，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事实上的军事领导地位！人家认为，老毛你可以出来指挥打仗了，我们承认打仗老毛很有经验！而既或是这个“事实上的军事领导地位”，当时也还不是正式的，而是“恩来同志在军事上协助者”。此后一系列的军事指挥活动，就相当一个考试过程，考验考验你毛泽东究竟行不行。在这样一个很严酷的考场环境下，应试者没有作弊的可能，没有走捷径的可能，你就只有把队伍带出困境才算合格！毛泽东他把队伍带出来了，于是他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对他的政治领导地位、政治理论认同还没有，就是毛泽东本人，他也还必须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最高潮的时候，他还必须承认这个。

在经过8年的准备之后——也就是1943年开始整风运动的时候，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清理才真正开始，然后完成这个对左倾路线的清理又用了两年，1945年七大，以七大为标志，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体系——不是说毛泽东个人领导体系，而是毛泽东思想领导体系！他的政治思想水平，他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被体现出来，这前前后后，花了十年时间！所以各位要有思想准备，至少要准备花同样的时间，才能完成对这三十年来的有关错误的清理！很多朋友对一个新上台的领导人寄予过高的希望，我感到是一种悲哀。因为这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立即就带给你们大家都期盼的好消息。今天习近平一上台，明天负能量方面一下子就垮台，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还有一些朋友，老是挑这些领导人讲话里提没提毛泽东，提了多少次，我觉得大家关注点不要在这里，提不提并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推行贯彻了了什么东西！而且我还奉劝大家，不要一看见刚开始很多问题的解决没有达到你满意的程度你就骂娘，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要给人家时间，这个时间不是以小时、以天、以星期、以月计的，而是以年计的，很可能十年，很可能二十年！在舆论界完全夺回正能量方面失守负能量方面占据的阵地，我看没有十年时间根本不行，准备它十年二十年时间。你要完成这个任务，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包括我们在座各位，包括我在内，我们舆论准备够不够，学术准备够不够，储备够不够，充电充得足不足，现在都不敢持太乐观的态度。这个我跟有志于正能量传播的朋友们有很多交流，大家立场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在具体的看法上有很大区别。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大家交流，就谈谈心，我不是强加给大家，是谈一谈我的体会。那么我就来说一说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教训和曲折，就是希望我们不要重复错误，我们现在应该意识到：我们在从事正能量传播的时候，其实是在从事革命工作了。那么我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在言说革命了。

 

被压迫受挤兑的环境下，最容易产生“极左”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近代以降的革命历史中的曲折：第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当然是不是存在这个路线党史界有争议，但当时他老的确有一个理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前期应该以资产阶级为主，资产阶级应该是领导力量，共产党是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理论是从苏联来的。当时苏联整个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非常悲观，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一帮小布尔乔亚，一帮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你们这帮人对现实不满，你们就要造反，但中共不是一个马列主义党，这个时期领导革命的力量还应该是资产阶级，鲍罗廷就这么说。其实我认为，他们虽然说得刻薄，但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这个时期，党的路线就是按照这种理论在实行。

但是，与海外掠夺起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特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夹缝中战战兢兢生存下来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买办性，跟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注定他们这个革命有先天的不足，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和软弱性。我举个例子，孙中山，那个时候的革命，他就是像后来民运一样，跑出去，到处忽悠钱，忽悠来了就搞一次，他们依靠的力量不是人民，是帮会，是军阀，搞到了钱大家就闹起义，70多次起义，全部失败，然后孙先生腆着脸皮又跑出去，又找人要钱。起义一次，失败一次，被军阀被帮会胡弄一次，又再胡弄一次。我们说孙中山他是一个先行者，先行者，就是先走一步的行者！他是行者，又是先行一步，很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问题，天生的软骨病会驱使他们把很多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身上。比如说，孙中山就曾经讲过，为了获取日本的支持，准备把东北放弃。因为当时中国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庚子赔款大家都知道，这个赔款是4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个白银如果还起来，他知道你中国是还不完的，任何一个政府上台都要面临一个问题，我怎么发展经济？怎么把我这个政府庞大的军费维持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向帝国主义列强借款。而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是：先认赔款，再说借款。这个借款，叫善后借款。善后借款这个问题比较大了。他知道你还不起。还不起怎么办？卖资源。出卖权益，出卖资源。孙中山实际也没考虑这个问题。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以后，孙中山就开始“实业救国”的设想与设计，孙中山当时有个修铁路计划，在《建国大纲》中，充满了“改变中国面貌”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建设新世界的热情。你把《建国大纲》翻来看一看，他那个修铁路的里程，那就是个妥妥的大大的“大跃进”啊！准备修10万英里铁路——现在我们中国铁路也还没有那么多啊！那么修路的钱从哪里来呢？向帝国主义列强借贷，然后我把经营权给你。就这些东西从本质意义上说都是依附帝国主义的行为。他中国资产阶级本质的软弱性决定了这一点。我们肯定孙先生是革命先行者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革命的不彻底性。我的看法：共产党跟国民党分裂是迟早的，孙中山既或活着，也一样地分裂。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中国的工人阶级，完全是两个阶级。一批人是赤脚的，什么都没有的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跟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承受不了压迫就揭竿而起，举旗造反；而另一批人耶，对列强世界充满了幻想也摆脱不了依附，他本身压迫人，自已承受列强压迫的底线也在不断降低。这就注定了这两个阶级，早晚要分道扬飚！

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方针和路线也的确出了问题，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右倾投降主义”，当然现在党史界对这个问题有争论，说是不是存在这条路线，这个我们先不去管它，但事实上它的危害是确确实实造成了恶果，这就是大革命失败。失败了以后，共产党被屠杀，被出卖，然后就陷入低潮，革命就陷入了血泊之中。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人就开始捡起了武装斗争的法宝，这个是跟蒋介石学的。但这个武装斗争怎么搞，包括毛泽东在内，刚开始都是不清楚的！毛泽东他千真万确，是人不是神。那么毛泽东厉害在什么地方呢？那是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我跟很多人看法不同，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只是他的包装！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毛泽东本质上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中国后，当时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甚至一度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产生了极大的飞跃，于是他就开始考虑中国革命该怎么办，考虑怎么将这个令他折服的理论用于未来的中国革命实践。

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共产党人虽然竖起了反旗，但这反怎么造，造到哪天是个头？谁也不清楚！揭竿而起的时候，大家跟那个“先行者”孙先生的想法实际上是一样的：直捣武昌，饮马长江，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这是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想法，他们在敌人屠杀的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当然的本能的反抗情绪。这种反抗情绪里头就有了极左滋生的土壤！这个问题，我在网上跟有些朋友互相拍过砖头，有人说现在右派这么猖獗，把左派压得这么难受，哪里还有什么“极左”？哪还需要反什么“极左”？我说：不对！革命低潮时期恰恰是“极左”最容易产生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有激烈的反抗情绪作土壤，有惨烈的牺牲事实为参照，这时候的造反者们，很难有冷静选择方法的时间与空间，本能反应在相当一段时间主导了他们的行动，产生激烈过度的行动，那几乎就是一种必然。比如说在海陆丰的彭湃，海陆丰起义之后，竖起招兵旗，号召工农来当红军，许诺参加了红军马上发枝枪，给你20块钱月薪；号召杀尽土豪劣绅，把地契烧了，如果农民还要和地主保持契约关系，连你一起杀，这就是所谓的“七杀令”，很“左”的。在湘南，朱德他们在湘南的时候，当时的湘南地委领导他们，湘南特委就提出“烧杀”政策，把农民烧成无产阶级，让他革命！号称“火光冲天的地方，才是最革命的所在”，于是逼得农民反水。

这种口号，在当时很盛行很有市场，党的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种教训！左”得很厉害。

这个时候，有人就开始考虑：革命能不能这么着搞？不这样搞，又怎么搞？

比如，在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就在思考，打大城市不行，接下来该怎么办。

 

学会在不公正的环境中保持公正心态

 

这个时候党的领导方式还是城市领导方式，党中央机关在城市里领导全国斗争！城市当然有很多优点，信息很通畅，天天看报纸，天下事全知，共产国际指示很及时很快捷，但敌人的反应同样也很及时很快捷！这个时候，也没几个人想到要把农村革命当成一回事来搞，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想的，他是想这样不行，我们跟敌人干不过！于是他就来回调查，然后在八七会议上就提出跟绿林交朋友。他在考虑，中国有那么多山大王，他们是怎么生存下去的，历朝历代那么多山大王，都没能把他们剿光，那么他们能生存？为什么我们不能生存？我们要跟他们交朋友，学习他们。但学习他们并不等于效仿他们。他们可以占山为王，我们可以占山，但我们不能为王，我们要想到我们还有一个大事业，我们还要打倒国民党政府，我们还要实现土地革命，我们是要学习他，但不是简单地模仿他。

这就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在一系列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战略或者政治战略，它还有一层意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城市领导革命的方法。是怎么改变的呢？这也逐渐认识到的。刚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在上海，搞的又是秘密工作方式，单线联系，党中央机关跟敌人进行秘密斗争，搞罢工罢市，飞行集会，工运兵运，还有红队。红队干什么呢？锄奸，锄叛，就这套东西，这套东西很快就暴露它的弱点了。你的革命跟老百姓的想法扣不上，上海当时号称十万产业工人，但这十万工人因为敌人白色恐怖跟你不可能结合在一块儿，党也不可能公开出来号召他们。你说你在革命，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革什么，他们看到红队在街上和敌人枪战的时候，还以为黑社会在火拼呢。他们会想我上班呢，挣钱吃饭呢，你杀这个杀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而共产党中央在被敌人追捕的时候，也指不上这十万产业工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两张皮脱开的。

这些年，负能量媒体有一个攻击很多的事件：叫“顾顺章灭门事件”。这些负面的东西各位一定要了解，就是写党史也不要回避。顾顺章，一个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叛变，叛变以后，他的家属是中央机关联络员，周恩来找她谈话，问她怎么办，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于是党的中央就别无选择了：要么一家哭，要么一路哭！只好断然采取措施，把顾顺章一家杀了！——也就是“灭门”，但说灭门也不对，当时放了两个人，一个顾顺章的小女儿，她无罪，抱到育婴堂去了；一个是顾顺章的小舅子，才十几岁什么都不懂，也放了！但是这个小舅子一放就放出问题就来了，这个小舅子出去以后就领着特务去认“叔叔”，就是到他家里来开过会的这些“叔叔”，认了好几个，马上又有人被捕。当然，当时在顾家被杀的也有几个是无辜的，来打牌的，也被杀了。杀了以后埋到一个地方，然后又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又闹得沸沸扬扬：你们看，共产党太黑了，不讲人性，现在都还在批。我们应该了解党在成长历史上这种负面的东西，没有必要回避，更没有必要否定。共产党是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他在成长过程中干不少错事，蠢事，甚至坏事！比如这个事件，效果就肯定是很负面的。但如果光是站在人性傲岸上去作永远正确的批评也是不负责任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还要从更深层次来进行，这就要考虑：你采取的这种斗争方式对不对？阶级阵线分明不分明？老百姓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在城市斗争中，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而农村土地革命不一样啊，农村斗争，阶级阵线非常分明，一下就出来了。土地革命的旗帜一举起来，每一个农民都知道要分地了，这地是我的了，那么站立起来捍卫我刚刚得手的利益，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敌人来围剿了，他知道该打哪边。你要锄奸，你要杀汉奸，杀豪绅，杀地主，杀反动政府头目，老百姓拍手称快啊，他们说“好！”，而你在上海，杀谁他们都不知道，更谈不上理解了。但那个时期，党中央走马灯式的换领导，换来换去，一个比一个“左”：城市斗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到处发动暴动，然而他那个还不算“左”得很厉害；接着又来了一个“左”得更厉害的李立三，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让红一军团去打长沙，打武汉，会师武昌，饮马长江，反正就是那套计划。

那套计划执行的时候，毛泽东那时候也不是老大，那时候他婆婆很多，这个省委是他婆婆，那个省委是他婆婆，中央还是他婆婆，反正弄得他很难受。而且，我们客观地说，那个时候的他老，也不是啥都弄清楚整明白了的，他自己也在探索在实践，在寻找和完善办法。当年的共产党，是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党的严格的纪律是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胜利的保证。党的纪律是共同信仰的约定，是必须遵守的，是一定不允许违背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的是不同的认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党的组织纪律”的框架内进行。你可以用你的意见去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你不能对党扯反旗，不能逾越“共同信仰”的框架。在这些探索和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一个相当优秀的政治品质，我认为值得愿意从事正能量传播的朋友们学习和效仿，那就是：在不公正的环境中，保持公正心态，积极而公正的去生活去工作。红四军七大他的前委书记落选后他到闽西搞了小半年儿，就是对土地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索和实践，这个实践无论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对他后来指导革命工作，都是一次很大的飞跃；后来在中央苏区，他脱离了军事领导岗位，然后又全身心地投入调查研究：查田、经济……，即或身处逆境，光阴也绝不虚度，赋闲也不偷闲，不断地总结和丰富自己，也丰富革命武库。革命工作实践和探索的天地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无心干事的人，处处找不到事干；有心干事的人，处处都有事干！与毛泽东阔别多年后回到延安又与毛重逢的陈老总曾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这些年毛泽东的进步真大，自己与之相较，差距已难以以道里计了……

毛泽东他不是采用那种牙齿露在外面的那种跟谁都掐的办法，他就是在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前提下，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积极影响组织，影响比他上位或跟他同位的决策者们。比如上面要他打南昌，那就打吧，上路走了以后不断给人分折情况：你看敌人这个样子，你说我们打得打不得？打不成。那么还要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们就派个部队跑到南昌车站放枪，骚扰一阵总算打了，这边交差，那边想别的招打击敌人，而且要想方设法向上级证明：这个别的招法，很可能更有效率和效益……。

以后就是反第一次围剿，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一次比一次打得漂亮。那么这个时候中央苏区根据地开辟出来了，全国最大的根据地，当时大家没觉得这个有多么的了不起，但是共产国际当时就觉得很了不起，朱毛的名声当时是很高的，原来以为他们离开了城市，没有阿芙乐尔号开炮，他们革不了命，现在看来，他们在山沟沟里头抱出了一个又一个苏维埃的金娃娃。但这一重视也麻烦，钦差大臣来了，来了一个更“左”的计划，当时要把赣州打下来，当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立一个完全模仿苏联模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全模仿，什么都模仿苏联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劝了半天也没劝住，彭德怀当时积极性很高啊，他说话份量很足，他打下过长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一个打下过省会城市的就是他了。他说能打。大家说你能打那就打吧，结果打了34天也没打下来，证明这个办法是错的。但是那时候对六届四中全会谁也不敢说它不对，因为它来自共产国际，而且有很多人心悦诚服地认为它对。甚至毛泽东在文章中也不得不说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个没办法。而且当时那个做法，不打烂坛坛罐罐，坚决保卫苏区，不丧失寸土给敌人，苏维埃和反动政府的斗争是国家与国家的斗争，国家与国家的决战，反正那些口号的调子都特别高，但这些口号很多农民出身的战士很愿意听。小农经济就是害怕打烂坛坛罐罐，所以就觉得这个办法好，保卫胜利果实。毛泽东那套办法当时还不一定很受欢迎，基层一样不受欢迎！大部队机动，跳到外线去，然后在敌人后方找空子，机动歼敌嘛，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思想，不是大家都接受的。那么最后就是根据地的丧失，丧失之后才开始反思，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开始反思。

 

政治斗争是少犯错误的竞技，勤于反思少犯错误者胜出

 

我们现在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错误政策，导致了十年内战，纷争不息。但是实际上共产党也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然共产党是被迫的被动的，你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不造反不行。但是它的政策也有很多问题：把统治阶级看成铁板一块，认为蒋介石政府不可能抗日，不可能举起抗日大旗，后来也证明他确实有这个毛病，他天生传承，从孙中山传承下来就有这个软弱性，但是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他在很多条件下是可以参与民族斗争的。但是当时的共产党领导层认为不行。共产党当时是什么政策呢？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打倒了他们我们抗日去。所以当时口号就是，白军弟兄们拖枪过来参加红军。过左政策集中表现在两个地方非常失策。一个是赣州战役，赣州战役的时候，一二八松沪抗战也打起来了，这时候你就要调整策略，你举抗日大旗嘛，我援助去，我把部队带到江浙援助去，现在你还要在赣州这个地方死磕，蒋介石以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就是十九路军在福建举抗日大旗，当时的共产党中央就认为，你们这帮人是比蒋介石还坏的第三党，比蒋介石还恶劣还坏。就是不搞统一战线，不要朋友，搞得自己很孤立，也不去帮人家，最后被迫长征。

长征实际上是件坏事，是被迫，说逃跑那确实是没说错。但是你被一二十个壮汉围攻的时候你还能跑掉，然后回过头来你还收拾这一二十个壮汉，那你是能干呢还是不能干耶？而且，这个时候，共产党真正开始反思了，开始反思和调整政策，比如，就把”白军弟兄们投降过来参加红军一起抗日去”，改成了“红军愿意联合一切军队共同抗日”——那个时候还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长征是个大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战略方针一定要改变了！在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在远离抗日救亡中心的地区去搞工农武装割据，因为你如果再在南方搞武装割据，老百姓特别是中间势力是不能理解的。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国难当头了，你还在这儿争地盘儿，你跟军阀有什么两样？“抗日救国”这面大旗，蒋介石不举，那么我们就来举。在长征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高明的战略思想。这个思想在长征途中一直酝酿，到了渡过大渡河，走到毛儿盖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北出陕甘，建立面向全国的根据地，到抗日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寻求挽救民族危机同时也摆脱自身危机的机会！这个思维层次，张国焘些人根本就是达不到的！张国焘当时的思想就是西进、或南下：现在革命低潮了，我们要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个地方是哪儿呢？青海，在新疆，甚至还有西藏都考虑了。表面上看，他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从静态比较，他说我们不要说打日本人，我们现在打蒋介石都打不过，打日本我们红军不扩大十倍根本打不了他，表面上这些都对，所以当时这个道理可以迷惑很多人，都认为他说得很实事求是。但是他忘了，共产党手中有一个宝典，叫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都运动中，一切都在变化中，我们就是要参与这种运动，参与这种变化并且争取主导它们，在中间积聚革命力量，把各种优劣因素转变过来，改变这个态势。这个听起来有点玄。但是照着这种思路去行事，最后就收到成果。所以，到毛儿盖以后，毛泽东提了一个“黄河以东战略”，就是红军要北上。以前你说“北上抗日”，人家认为你是喊口号作政治秀，你在（江西）你抗什么日啊？现在很多负能量方面的朋友就是这么着嘲弄当年的共产党的！不过你也可以很容易地反驳他：共产党在东北最早抗日也是最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从来就是站在民族革命斗争第一线的，东北义勇军就有共产党参股，义勇军散伙之后组织东北人民革命军，共产党就控股了！到了东北抗日联军，那就是共产党担负起东北抗战的领导责任了！我在微博上跟人拍砖，果粉们只要跟我说国民党14年抗战，我说你别说14年抗战，至少头6年跟你国民政府没关系，那是人义勇军，义勇军一年就失败了！这也不奇怪，靠一时热情起来的革命运动看起来都是轰轰烈烈，一遇到严重环境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共产党就取而代之，成为东北抗战的主要力量。这是长征以前的事了。站在民族革命斗争第一线，这是共产党天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决定的，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就是有这么坚定。

但是，这个时期，共产党的主流武装力量，还处于远离民族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南方。

长征到了毛儿盖以后，毛泽东提出“黄河以东战略”，意思就是：我们的队伍要放在黄河以东而不是黄河以西，共产党生来是领导群众运动的，没有群众你什么都不是！黄河以西没有群众，少数民族，地广人稀，兵源解决不了，粮源解决不了。你看过哪一个朝代，哪一个诸侯，是从遥远西域起家，席卷中原成就王霸之业的？一个都没有，那个地方没有这种条件。革命斗争不是赌博，革命力量不是拿来赌的，是拿来革命的！

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到人多的地方去领导革命斗争！

跟张国焘分裂以后，毛泽东等把队伍带到陕北，直罗镇战役后，中央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叫瓦窑堡会议，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就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就是改变了以前要“打倒国民党再去抗日”的政策，就是要联合抗日——发展到后来，就连蒋介石也要联合！当然后来有一个发展过程。而同时期，蒋介石也意识到共产党这个头不好剃，蒋介石也在找秘密关系和共产党谈判。张学良知道蒋介石也在找共产党谈了，张学良他不怕了，他也谈。都来谈了！

但是蒋介石谈他有底线，他不是真想合作，他在谈时候同时没有放松军事压力，他的希望是把共产党压迫到一个本钱最低的时候，你就成为我的部属，你的部队就被我融化，朱毛你就出国留洋，你的部队我给你编了！这个条件，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蒋介石给共产党一个最低价码就是：几万红军编成3千人，国民政府派军官，朱毛出洋。这个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

接着，双方熬了一年多，又打又谈。利用这个机会，共产党内部完成了一个整合，通过长征，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中国革命的主流武装力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整合！在完成这次整合前，瓦窑堡会议上提了一个后来我看了感叹不已的东西，就是毛泽东起草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说，第一方面军在1936年下半年有可能和有必要直接跟日本军队作战。这也就是说：在国民党能不能抗战都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在红二、四方面军能不能前来会合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毛泽东要以一两万人的武装力量，去直接跟日本军队作战！他就敢作这样的设想，跟日本鬼子打去！当然这个设想最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政治战略意图就是我们要把抗日的旗帜举起来，要打给全国老百姓看一看！不在于能打多少日本人消灭多少日本人。共产党人只要跟日本鬼子打，那么共产党的人缘就得分了，人脉就壮了——共产党那是真的在抗日！所以当时红军就实行东征。当然东征后来受挫回来了。后来很多人说毛泽东跑到陕北，共产党跑到陕北，就是想通过外蒙想去苏联。这种说法，有很多证据就可以证伪——所以真要说学术，真玩儿学术，那些人不是对手啊！证据一拿出来这些说法就不攻自破。当时，提出到外蒙到绥远去的是张闻天，毛泽东说不对，毛泽东也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毛泽东说，我赞成发展到外蒙去，但是我希望是以什么方式呢？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式去靠近苏联，波浪式的发展。我再把毛泽东这话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我们共产党当时非常弱小，都希望得到帮助，我们需要别人帮助。但是赤手空拳地投亲靠友那是很不招人待见的，谁都不喜欢穷亲戚。那么我手中的本钱越大我得到的帮助才会越多，本钱是什么呢，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群众，共产党的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人家才知道，我给你贷了款，我可能收得回来，如果完全是打水漂的，凭什么贷款给你啊。银行是绝对不给穷光蛋贷款的。毛泽东看得比谁都清楚。

然而在当时，这个战略很多人没想明白。很多人想的是：我一头扎进无产阶级祖国的怀抱，拼命吸引乳汁，养好伤裹好创，拿起了武器，我们再回来跟国民党反动派干。毛泽东的思维没有那么简单。你们看他什么时候动过最困难的时候我跑到苏联去的念头？井冈山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中央来电说朱毛离开队伍，到苏联学习，毛泽东都没动。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在扎西开了个会，派潘汉年回白区。这也是我新发现的一个史实。当时党中央给潘汉年的工作是恢复白区工作，恢复跟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张闻天和陈云给他另外一个任务——他们两个认为，党在长期行军和内战的形势下，很难领导中国革命，现在需要考虑改变这种领导方式的办法了。这个意思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党中央在这种形势下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那你恢复方式恢复什么呢，只能是恢复到以前那种城市的方式，肯定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当时你一个根据地都没有了，只有这种方式。那么当时潘汉年去了以后，大约过了（四）个月，红军就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然后抢渡大渡河，跟四方面军会师了。潘汉年又得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代表，现在我们有必要再来讨论一下，这个任务是不是还有必要改变！潘汉年额外受领的这个任务，我再说白一点，就是安排（后路），就是队伍打没的时候，党中央就转移到香港，转移到上海，去领导革命。从安排后路上面无可非议。但是它反映，当时毛泽东出来指挥这支队伍能不能获得生存，谁都没有把握。人家也不了解你毛泽东，你有什么本事，到底能不能把这支队伍带出来？

然而，过了四个月，人家真把队伍带出绝境了。

潘汉年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这个讨论是否进行了，结果又是什么，我没有查到。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共产党继续在农村领导革命，继续在内战的情况下领导革命，继续在长途行军中领导革命，而且革命成功了，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我开个玩笑，那时候如果真把这支队伍全部打散，这帮人中有许多都可能跑去上海住亭子间！我说有两个人可能不会走，有他们以往的历史佐证，他们不会走！毛泽东肯定不会走，他可能会跑到山旮旯里头去找群众领袖，交个绿林朋友，然后大家一折腾吧，又折腾个什么东西出来。朱总司令也有历史证明他可能不会走，南昌起义，人家都奔大城市了，把队伍扔了都跑了，他一并不重要的长官跟当时还是一秀才的陈老总带着队伍在来回转。其他空降下来的人，就很难说了，至少没有以前的历史证明在关键时刻你可以和你的这帮同志们在一起，毛泽东、朱德，那是证明了的，这个没得哪个说得出闲话来。

 

弱势者≠弱者，善于总结持之以恒者胜出

 

后来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没那么简单！王明又回来啦，然后大家对“左”倾路线还有争议啊，后来慢慢到1943年毛泽东担任中央主席，开始整风运动，一直整了两年风，然后45年才终于把这段公案理清楚，十年时间。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十年，甚至二十年，长期斗争的准备，不要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当年，毛泽东在作了十年准备和铺垫之后，才在全党形成了一个调查研究的风气，实事求是的风气，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这都是那时候形成的。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评价比共产党自己（现在的）高。现在一说延安整风就是“抢救运动”，其实“抢救运动”只是一个插曲，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才是最重要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改变你的世界观。不是说你有了立场，你就有了天然的正确性！现在我跟很多传播正能量的朋友的观点不同。你有立场，但立场并不能带给你天然的正确性，立场是可以一夜之间转变的，世界观不行，世界观是长期潜移默化的，你必须要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讨论问题！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就是要改变你的小布尔乔亚思想，改变你的小布尔乔亚世界观，你要跟工人农民的利益捆在一起，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你是工农干部也好，你是大学生也好，一个起跑线上，没有任何过去的那种等级地位在束缚你，共产党内部就是平等的，然后大家就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反思，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蒋介石最佩服这一点，他说：“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看看，他对延安整风的评价，比好多亲历过整风的共产党人都高啊！所以他后来在台湾革命精神研究院的时候，把整风文件印发给底下学习。

那个时期，毛泽东完成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整合，在那个实践中，完成整合经历的问题、完成整合的难度，比对敌斗争要高要难得多。大家都有山头，这帮人都从莫斯科回来的，抱着本本，摞这么高，说到哪一段就翻一段，拿过来就读啊，个个理论水平都很高，毛泽东就是一个师范生嘛，谁瞧在眼里了！你还甭说，那个时候工农干部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傻了，都吃这一套，哎哟，学问真大！那个时候毛泽东还不太敢去党校作报告，36年初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把大家震了一下，老毛还这么厉害啊，又写《矛盾论》《实践论》。再后来《论持久战》一出来，大家没话说了！自己问自己：这样的文字，咱谁能写出来？谁都写不出来，大家自己掂量掂量，谁能写得出来？《论持久战》，你认真读，它就是一本哲学著作，它一是本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后来很多人拿国民党的“持久战”来跟《论持久战》比，笑话嘛！那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嘛！

持久战，大家搞清楚，是一个名词，一个术语，这个名词这个术语，在毛泽东以前N多年前就有了！孙子都说过：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那就是持久战。持久战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很不高明的打法，至少这个名词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中性的，不含褒贬。不是说只要是持久战，那就是正确的，没得那个道理嘛。如果现在敌人比我们弱，为什么不速决呢？谁都喜欢速决，问题是你是弱势者。十六字诀也好，持久战也好，它只能是产生于弱势者的经验之中，我是剿匪的，我就产生不出十六诀。他是被剿的，是弱势者，弱势者就要想办法，怎么规避强势者的打击，怎么实施对强势者的打击，这个是从实践中出来的。毛泽东那个篇名叫《论持久战”》——“讨论”持久战，而且开篇第一句就是，很多人都在说持久战，但是如何进行持久战，持久战怎么胜利，很多人不清楚，我们就来讨论这个。所以说毛泽东本来他就没说这个版权是我的，你陈诚1937年11月印的那个持久战小册子（他的言论只占三分之一，其他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虽然写在前头，也没法跟毛泽东抢风头！——人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已有表达，至于抗日持久战，1935年12月的瓦窑堡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6年10月与斯诺的谈话，都有阐示啊！

“持久战”这个名词术语的版权不是毛泽东的，但《论持久战》毛泽东这本著作的版权的确是他的，你们谁都（仿制）不出来。比如我现在读，都只有惊叹了，只有感到穿越了！他那里头讲的那些道理，你国民党根本讲不出来，陈诚弄的那些，那都是垃圾，垫脚擦屁股我都不要啊！真的，那就是假大空喊口号，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什么我们挺个两三年，英美就会帮助我们。毛泽东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他里头也讲到外援，但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外援是随附因素，取决于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得道多助，能者也多助啊，假如你很能干，你很牛，那么人家肯定愿意帮助你，谁都愿意帮助站得住、有骨气、有本事的人嘛，谁都不愿意交窝囊废的朋友嘛，你共产党如果是窝囊废谁管你啊谁搭理你啊。

比如说西安事变，很多人说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可你别忘了，如果共产党没有自助自救能力，有谁救得了他？当时共产党已经被挤到陕北的旮旯，西路军已经渡河（这个是另外一码事，西路军就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证据确凿）红军被挤到环县的旮旯里头，没有办法了，当时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南下作战，然后先东渡黄河作战，转一大圈回来，再来一次小长征，长征完了我们再回西北来。因为当时（盯住）西北是一个抗日的起步点，都做了这个准备了，两年时间我转一圈回来，再搞一次长征，那个动静很大的，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中央也作了新计划，准备万不得己的时候，实在站不住我们就跑。关键时候，彭德怀就报告，当时胡宗南追得太紧，说我们这样走了以后呢，胡宗南还是要追，毛泽东就抓住这个作了文章，11月14日号毛泽东就说了，那就打一仗，我们要南下，就打一仗再走，打了再说。如果这时候毛泽东说咱们放弃南下，估计大家都不会同意，他当时就是一票，很可能大家都不服，抬腿撒丫子就走，也有可能。但是他不否认南下，南下可以，不行了我们就南下，但是要先打一仗，先跟胡宗南打一仗，打了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打一仗的结果是什么？他不是算命先生，打之前他也不知道行不行究竟能不能打赢！但喊打的结果是大家气都鼓起来了，胡宗南逼得太紧，大家都很气愤，撸胳膊挽袖子，干！就在山城堡就干了一下，山城堡那一仗，就歼灭了一个多旅——人不多，但是胡宗南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当时还没有什么五大主力，胡宗南就是最精锐的，面子部队，子弹袋都是皮的，一色德式装备，打了这一仗后，一下胡宗南就被震住了，然后彭德怀又再提南下建议，毛泽东说不南下了，毛泽东当时做了一个预言，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你们自己去看看他的书，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就是就地坚持，在这个地方能熬过一两个月就好，在这一两个月里头，全国、绥远、西北都可以发生较大形势的变化，他不是算命先生，哪里预言得到了西安事变？当时的形势就是，日本人已经叩响华北大门，绥远傅作义也在抗战，那么西安这边也抗日情绪高涨，他说这三个地方里头总要有一个地方出来一个事儿，哎，一个星期以后，出来了——西安事变！你要说他不是神，我也认为他不是神，但是这个，确实有点神。然后，局面马上改变。红军马上参加三位一体保卫西安，马上南下，吃饭问题解决了，穿衣问题解决了，跟国民党谈判的价码升高了，然后就谈判。

如果张学良他不是看到共产党具有蒋介石也无法战胜的力量，他会不会和共产党合作？政治结盟是利益和利害关系的结盟，他不是哥们儿义气能决定的，政治结盟不是靠这个，政治结盟就是利益和利害关系，我们两个有没有共同利益？你没有本事来维护这个共同利益？你有没有本事为这个共同利益增彩、加分？张学良他必须是看到共产党有这个本事，共产党具有蒋介石战胜不了的力量，如果共产党当时就跟蒋介石妥协了，或者南下走了，那这个分儿就没有了，这个分马上就降低。

天助自助者，毛泽东思想里头有一条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自力更生，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张学良看共产党走到陕北以后，他就跟共产党谈，他就发现共产党官员跟国民党官员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官员老说美国啊，共产党官员说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好东西谁不喜欢，但是他有一个思想优势，毛泽东说我们是自力更生，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能够打败侵略者，都是这种思想。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算是中国革命比较坦途的一段时间。就是45年以后，三年解放战争，那是摧枯拉朽，里头也有很多曲折，但是没有大挫折，没有像第三次“左”倾路线那样的大挫折，这个就是反“左”的成果，毛泽东反了三次“左”，他还是被“左”打下过去的，所以他是在反“左”的斗争中成长！那么这种布尔乔亚幼稚病现在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有！而且还有很深的土壤。这个我一点都不跟你们说虚的，我们全部都要讲真话，我是很希望我们这个形势改变，但是我们这个状态还是和形势的需求不吻合。

 

传播正能量者，要敢于为“过去”买单

 

关于建国以后的历史，我们当前社会正、负能量传播方主要的分歧在哪里呢？

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文革，一个是改革，三个重大历程进程，这个分歧就比较大，正能量力量内部自己分歧也很大。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时期，大家遇到的都是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谁都说不清楚，但是毛泽东有一点，我觉得他比较高瞻远瞩，他看到了小农经济是不可能支撑起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我给你打个比方，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有些朋友一跟人家争论，就说公有制嘛，共产党理论就是公有制，不对，你说服不了人，共产党理论是公有制，我们就一定要坚持公有制吗，那共产党理论不对呢？你也坚持吗？你说服不了人家，你要跟人家讲道理，为什么公有制才能能救得了这个国家。我打个比方，这个桌子，很平吧，这个就一个公有制的平台，我们今天大家吃饭用的圆桌也是公有制平台，大家围着吃饭，但这张桌子是大家的而不是你个人的，大家吃饭，菜中间摆着，桌子很平稳，那么大家夹着菜，那么实现利益合理分配相对比较平坦，但也不是不出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来揩点油，先捞一大圈，什么菜他都弄完，公权私用的问题，你有公权，比如管理这个桌子的人，他有可能假公济私！公有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它的问题也很多，那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公权私用问题。

那么什么叫私有制呢？就是把这个桌子割开，割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拼成这个桌子，我们也在这里吃饭，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个是属于你的，我在这儿搁碗菜必须经过你同意，然后这里头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桌子找平，我花的代价可能比造这张桌子代价还要大，要社会管理成本，每个人都有利益，你一个政府要面对这么多人，而且要一个一个对付，包括拆迁之类，也是这么回事，你说城市规划他也不是都不合理，政府的东西也不是都不对，但是老百姓不拥护，东西是他的，找平就很麻烦，社会管理成本，社会管理代价，一盘散沙的局面都会出现。于是就会有人乘此机会出来玩儿兼并，把这零零散散的桌面给整合起来，变成他自己的桌子，其他多数人要吃饭就可能连桌面儿都挨不着！小私有制变成了大私有制，问题就更大了——历朝历史的皇权就不是大私有制么？所以说私有制这个平台它不可能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支撑起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走公有制道路。你要跟人家讲道理。我们不要拿概念来证明我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说的，那么你必须这样。马克思也可能是错的，他理论中有没有错的地方，确实也有。你要说服别人，你要拿真金白银的东西出来说服酱油众！比如我在微博上开赌局拍砖，你们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老跟一帮弱智纠缠这些问题？不对，我拍砖不是拍给他听的，是拍给（酱油众就是打酱油的）听的，我们现在的很大一部分群众就是酱油众！争取酱油众，是你的当然义务。你一句“弱智”成不了“如意千钧棒”，争不来酱油众反而还显得你无理！

愿意从事正能量传播的朋友还有一个误区，千万要记住，千万甭认为对现状不满的群众当然就是支持你的！这不一定！他是对社会有不满情绪，充满了怨恨充满了什么东西，他有很多想渲泄的地方，但是并不意味他马上就会站到你的旗帜下来，他有很多选择，他很可能站普世价值的旗帜下，现在负能量方面也在维权，现在很多，自由派，基督教，什么什么，都在拉群众，他有可能不站在你的旗帜下，站在他们的旗帜下，那么怎么把他拉到你的旗帜下来，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你要争取酱油众。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总结特别要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

共产党后来在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时出了什么问题呢，在这个整合公有制的过程中，我们党确实出现了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和文革，我看很多正能量传播方面的朋友，你们那个讲理讲不过人的。你比如说大跃进，大跃进没有错吗？你列举了大跃进的种种成绩，但一定也要检点大跃进的各种错误和严重后果。我们看问题一定要看另一面，我建议大家找毛泽东年谱，建国后的六卷，一定要找来看，仔细看，你才能把毛泽东的思路看出来。我曾经听到有人说过，毛泽东同志是在党内做自我批评做得最频繁的一个，我当时不信，我把这个年谱找来，我信了，毛泽东三天两头就自我批评，我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然后这个里头确实有很好的动机，比如说当时被飞机炸怕了，就想要钢，包括彭德怀，都很高兴，我们钢如果能超过英国，还怕什么美帝国主义，当时钢产量三千万吨是毛泽东亲自批的，毛泽东很后悔，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会上这么说过，三千万吨钢我竟然同意，我不是疯了吗？毛泽东这么说，当着大家说的。毛泽东在杭州的时候，看到大跃进恶果，痛哭，说我这个老头子怎么不死啊，自责之情溢于言表，那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

毛泽东最大一个特点，我觉得他始终就是和人民连在一起，他犯错误的时候，他一脑门子还是为人民服务。他没有私利，但是他确实犯错误。大跃进的时候，当时急于求成，包括万斤田，很多人都问毛泽东怎么会同意，但是看当时的报纸就知道，58年8月他在山东历城参观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他我这个多少万斤，他当时就说，啊，你能干，别人都干小的，你干大的。这个登了人民日报的。当然你也不能说这是一句肯定的话。毛泽东当时他说话风格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有断然制止，这也是事实！他希望这个样子，能达到这个样子。但是他又不相信这个，就半信半疑，五八年中期的时候，曾经有那么几个月，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他确实有那么热，曾经一度接近相信了，以1958年11月份为界，后来就是开郑州会议的时候他发现问题了，他是从什么地方发现的呢？我们纠正问题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他有头脑发热的时候——但是他发热的时候也有冷静的一面，比如说人家拿报表给他看，他不信，你不登报可以，你搞，但你不要登报，一登报就被动了，但是后来放卫星都登了报。五八年时候，到了年底就秋收了，然后各地不是都在放卫星吗？那么多粮食，粮食多得吓人哪，吃不完哪，当时毛泽东都说了嘛，耕地三分之一拿来种，三分之一种林子，三分之一空着，轮休，当时粮食乐观到那种程度，非常乐观哪！毛泽东这里头他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这不是什么一线二线的问题，不要简单化地下结论！当时一线二线的领导同志都有责任，毛泽东本人的责任那也是不可回避的！

1958年秋收，粮食就收不上来了，本来该收粮食了，就收不上来。当时赵紫阳有一个报告，说这个粮食收不上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粮食，是粮食有，而底下干部瞒产私分，就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要反本位主义，后来四川就反嘛，反本位主义嘛……

过了几天，毛泽东发现不对，他就说我原本认为瞒产私分没什么不好，藏粮于民嘛？但可能得到了别的材料，发现这个瞒产私分的面很大，几乎是从干部到群众所有农民群众都参与了！毛泽东说这个不对，这个里头一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么多生产队长，这么多群众瞒产私分，那说明我们政策有问题了。毛泽东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首先想我们是不是政策的原因，我们党的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其他人想的就是底下干部出问题，然后我们收拾底下的干部，对不对？反对本位主义啊，反正就是那一套。毛泽东说不对，这个肯定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了，我们政策肯定有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毛泽东就开始想，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所有制出问题了。因为人民公社当时开起来的时候，谁也没有经验，当时就出现了几种争论，就是核算单位怎么办？是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还是公社为核算单位。当时普遍风气是大社，社为核算单位，甚至县为核算单位，就是向全民所有制去靠拢了，风气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就说应该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核算单位一大以后，就无偿地调动底下东西，公社就可以调生产队的东西，无偿地调，共产风就从那儿来的，就造成了很多恐慌，包括浮夸风，然后毛泽东最后就提出，我们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共产只能下头共上头的产，上头不能共下头的产，而且这个五十年不变。这个包括很多传播正能量的朋友们在研究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注意，这个是讲他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在坚持公有制的情况下，他断然下了一个要改变我们自己政策的决心，他说他就是要站在五亿农民一边，为农民说话，当时很多省委书记都转不过弯来，跟他争论的时候，右倾保守富农路线，都给他扣上！第一天说不服，第二天又说，他话又说得很极端，他说我就被开除党籍，我都要跟农民站在一起。瞒产私分就是正确的，要鼓励瞒产私分，都是这种话。他那个人心里边始终都是跟群众连在一起。后来中央就形成了决议，他还不放心，他实际上还有一个六级干部信，这个是反“左”的开始。刚开始煽风他是积极的，但反“左”他也是最积极的，泼冷水他也是最积极的，而且反到了一种简直就是什么都不顾了。中央决议形成了，最后他还是觉得不放心就写了一封信，六级干部信，这个方式是很特殊的，然后就发下去。

后来毛泽东做了检讨，在毛泽东建国以后文稿里有，其中有一个我看了很动容，是给甘肃省委写的，甘肃省委的一个报告很好，以中央名义批的，所以用第三人称，当然第三人称全部是他加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摆进去的，他批评人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摆进去的。其实当时他的这个“错误意见”是写进决议了的，他要不说谁也不知道是他写的，错误就融化到“集体领导”中了，但他没有。这个后来的领导都没有一个做到的，我负责地说，没有一个做到的。后来大跃进，到庐山会议，又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环境比较复杂，这里头有很多东西，庐山会议它的初衷是反“左”，彭德怀那封信交给毛泽东的时候，也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从年谱里可以看出来，也不像我们现在报告文学写的那样，毛泽东马上就雷霆震怒，不是，把那封信印出来，当天晚上，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开会，毛泽东这里头的话全部是支持反“左”的，说我就嫌这个右倾的朋友太少了，还是那个调子，后来大概是发生了其它事情，而且当时中央给会议的讨论提纲，上面写的问题比彭德怀那封信写得严重得多，后来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从反“左”变成反右，他非常痛心，他也觉得很后悔，他曾经说过，第一，庐山会议不应该变成反右，第二个，不应该把文件发到县团级以下。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他不断地在检讨……

后来又是“四清”，四清带来的问题，再后来就文革。文革的问题，我跟我们很多朋友都有很大区别，我觉得现在很多传播正能量的朋友很急于为文革辩白翻案！我觉得先不忙，你没有足够的东西很难说服人家，你们甚至连我都说不服，但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共识。

第一个共识可能很容易建立起来，我跟很多很偏负能量的朋友讨论过。第一，毛泽东发动文革没有私心，不是个人争权夺利，这个很容易证明，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开个政治局会议，把刘某人免了，完事。他用不着搞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那么多人整这个东西，你们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但是有一点你说不过去呀，二十四史你翻一遍，哪个封建帝王号召老百姓造自己政权的反哪，没有嘛！但是，这也只能证明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私心，至少暂时还证明不了别的！他很多地方没错，他预见的很多事情现在都变成现实就足以说明一点：他的初衷，他的动机，没有太大的问题！他是一个预言家（但却不是一个预防家）。

这一点我们先建立共识。

第二点，我们再讨论问题，问题有没有？很多传播正能量的朋友否认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都说好的方面。这种讲道理的方式非常不好，好的方面有没有？有。但是问题很大很严重。你要承认这点。不然没法讲。毛泽东有好的初衷，但是毕竟革命失败了还带来了严重后果，伤害了很多人。这个单你要买呀，你要有签单的勇气啊。毛泽东还用三七开签了那个单呢，“左”倾路线失败，还签了单呢。连签单的勇气都没有，那是没出息。

签单，承认：文革就是失败了，产生了严重后果！讨论：有没有从头来的需求？

但既或你要“从头来”，那也必须先总结前面碰到的那些问题呀？

所以，传播正能量的朋友们不妨把精力放到总结文革的教训经验上来，包括对毛泽东，都不要光是站在一个辩护的立场。毛泽东希望看到的，不是你们为他辩护，他不需要辩护。他希望看到的是你们传承他的思想。即使他不在，你们不举着他的牌位也要传承他的思想，他一定高兴。（鼓掌）这个讨论，我觉得我们基点要变一下。包括为大跃进辩护，为文革辩护，超脱辩护的这个层次，毛泽东不需要辩护，他需要什么辩护，伟人！对不对，这个没办法，他的脑袋就是好使，他拍拍桌子就是比你好使，你不承认都没办法，你叫唤什么啊叫唤，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不对，你比得上他一根毫毛吗？你叫唤什么你叫唤啊？然后我们说他有什么得失。得失可以讨论。毛泽东的得失我们也可以讨论。我们讨论得失成不成？

毛泽东发动文革，其中就有一个设计：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的办法来干这个革命！然而事实证明，这么着干革命会产生很多问题，很多后来被事实证明没法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很热衷于上街什么的！这个嘛，我觉得问题很大，文革就是例证！上街干什么？举牌位？喊口号？撒传单？这么着势可以造得很热烈，但效果呢？有多少酱油众从此汇集到了你们的旗帜下？这跟文革很相似啊！文革的事可能你们预料不到，很多事情毛泽东也没有预料到，毛泽东发动文革实际上只想了搞三年，对领导干部就说，我不需要你们多的，你们就跟群众做个检讨，下个矮桩，过几年群众的气消了，你们就回来工作。他基本上是这个设想。这个是他自己说的。但是后来的严重性就超过大跃进了。造反起家的这帮人又产生派系纠纷，又开始内讧！这个问题，很多传播正能量朋友把它归结为走资派破坏！其实这个时候的派系纷争跟走资派没什么关系，走资派这个时候都被打倒了！比如我们四川、重庆，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是“走资派”都被关起来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现象：一旦把一个权力空间抽成一个真空，那么很多人就会瞅着这个真空来找位置。你做群众运动的时候，你要做设计，你要做预防设计，运动设计跟科学设计一样，要有容错设计，纠错设计！文革前共产党搞运动要搞试点，那就是容错设计，搞了没什么问题，再在大一点的地方搞，“群众发动起来前主要防右，群众发动起来后主要防左”，这个就是容错和纠错设计，文化大革命没有这些设计。一开始起来，毛泽东他是最大的造反派，他又是最大的当权派，这是巨大的逻辑矛盾！再到后来，他老人家自己就控制不了，根本控制不了，在中间层的领导力量又基本瘫痪的情况下，不得不让军队“三支两军”的方式介入以掌控局面，两派之间的矛盾，花了很大代价解决派系问题，解决起来是非常头疼的。这个派系是必然产生的。任何一场运动，包括你们现在，正能量传播方也一样有派系嘛。你们革命还没成功呢，你们就有派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山外有山党外有党，这个是规律。你要认识这个规律。毛泽东的办法就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消灭山头，就是山头我要照顾，但是我要教育你们，要顾一个大山头，然后削弱山头，然后最后消灭山头。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文革中解决得却很不好！那么就要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跟人家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呢还是就是不好。这个问题你们非常容易陷入被动，还有你们争取不了什么人。比如说有些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受到冲击的，吃过亏的，死了人的，火炭是落在他脚背上，他发牢骚骂文革有他合理的缘由！比如网上有一个朋友叫张鹤慈，是张东荪的孙子，文革中当过反革命坐过牢的！他骂文革我就觉得没关系，你骂你的，但是我们可以讨论问题，因为这个人还比较客观。这些人难道不是大家该团结的朋友么？如果有朋友非要问我的态度，那么我可以告诉，我对这个问题的信息积累还不足以作出全称性的判断，目前我的认识是：我无法接受有些朋友对文革的无度美化，把文革说成是民主天堂，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也腻歪伤痕控们哭天抹泪地把文革说成是“浩劫”，更反感某些文革的受益者或未受损者或基本未受损者出来表现他们迟到的正义感，想方设法来开脱他们自己……

所以，我们在讨论改革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时，必需要面对这样的前提：历史累积了这么多这么大的问题，的确需要一场社会变革来清理！不管你对改革存正面或负面的评判，但必须承认：当年基于清理这些积累问题而生出的改革，是有着合理与合情的社会基础的！至于改革这座是桥梁是否背叛了初衷出卖了行走，那也是可以讨论的！

毛泽东说过，政治：就是要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些左营朋友非要把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上计较个是非，甚至还要当试金石来划线！真假什么什么的试金石！这个我很难苟同！这个提法不妥，不要这样提，很多人他有看法，你要允许他有，要允许他保留。比如我带着那个考察长征路线的摩托队，我们去考察，穿了七次草地，这帮哥们儿都是社会底层的一帮人，天天骂着共产党跟我上路！我一点都不介意也不害怕，我相信最后我能够把你们变成当年共产党的粉丝！有真理的力量，不怕，怕什么？比如，我有些队友一上路就骂开了：红军有啥子了不起嘛，他们就是被敌人弄得没办法没出路才跑到那儿去的，你看人家马普安李安德两个外国人，吃好的穿好的，人家还要来走长征路，人家比红军酷到哪儿去了。我根本不跟他们争。我们走了一段，纷争也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我说，你看我们这儿有火腿肠，背着帐篷，我们有好吃的好喝的，我们就十几个人，就为了一个破事儿，冤冤不解的，红军是一个几万人的军事集团，而且那个军事集团是以农民为主的，自私自利的农民为主的，共产党施了什么魔法，把这帮人弄来，就朝着一个目的走。我说你有没有那么厉害？你说是几万人的伟大行军厉害，还是两个外国人猎奇走一次厉害？根本不用讲大道理。我们用道理，我们不用术语，当然他们现在也不是说就全部了解。但是他们至少很愿意很热衷跟着走，而且觉得这个事情很光荣。这不就是影响酱油众的一次胜利么？

现在很多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东西，我们还在探讨，我们自己都没搞清楚，那么搁一搁，现在我们很多维权的事情，工农群众维权的事情，集体经济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参与进去，这个比上街，拿个旗帜吼一吼要好得多——我觉得纪念这个纪念那个，实际上这个属于渲泄，就是你的情绪没有得到释放，你要渲泄，这个是没有战斗力的，虽然你埋怨警察在镇压你，可警察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啊！你们见天儿在街上聚集，他不管成么？

 

对历史人物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

 

我觉得，渲泄，不是一种战斗力！战斗力，就是我拿出东西来，让你们围着我转，然后我们就在意识形态上夺回我们的主动权，那么这个就需要你了解很多东西，历史的东西，不要根据一点信息马上下结论，偶有所得就上升成普遍真理。比如说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我就不说了，我就是不喜欢用粉饰之词，伟大领袖啊，弄一大堆，我觉得毛泽东也不喜欢，何必让老人家不高兴呢，他就是我心中一个可敬可亲的老人。他的历史地位，摆那儿呢，谁说什么没用！他有宏大胸襟，他是志在世界，不是中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且他的胸襟、气度，历史上也是很难有人可以相比的。他最重要的是他革命的彻底性。

我跟有些朋友的区别就在于，有些人喜欢把中国革命说成一场共产党的精英取代了国民党的精英的历史，不是群众创造历史，是英雄创造历史，他把毛泽东当成中国精英来歌颂，我觉得这个说反了，毛泽东本人绝对不会同意的，他是一个群众英雄，他在人民之中，所以他的一切业绩都是以人民为基础的。他绝对不会同意共产党是精英集团这个说法。因为、毛泽东革命的彻底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国民党不能压迫人，你压迫人我把你打倒，但是共产党也不能压迫人，如果你共产党压迫人，老子也把你打倒。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能说共产党你天然就是正确啊。你也会出问题啊。你出问题一样打倒你啊。这个是他的彻底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现在不提了，但是我比较赞同这个理论，他的基本思路还是对的。

毛泽东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思想。他就认为，不能把劳动者管理国家，把他曲解成什么呢，少数人管理这个国家，劳动者只是他们的统治之下享受他们的劳动权益和福利，而是劳动者本身要参与国家管理，所以才有布衣总理，布衣委员长，拿着老百姓工资的，这是一种尝试，尝试得成不成功，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种尝试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民本思想，他在做一种尝试，就是不想让共产党政权官僚化。他的这两点，有人把他作为错误，我觉得值得商量。方法是不是有错误，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个动机这个想法没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共产党就是这个啊。这两点，不管是他以前的领导人还是他以后的领导人，都无法企及，他在主观上，始终是在老百姓这一边，在群众这一边，他不是跟官僚跟统治集团在一起，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其他人是企及不了这一点的。

另外说一下邓小平。这三十年大家都看到了，有很多传播正能量的朋友有怨气，但是我们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地位的时候，我们不能凭这股情绪。比如说很多朋友就喜欢把邓小平说得一无是处。又是一个投机者啊，什么本事都没有啊，一个笨蛋，特别容易接受印证这种说法的流言和传言。这个我说一句，简单一点，这样的话你把毛泽东搁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毛泽东生前非常重视邓小平，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以后，甚至在九大，多次提出邓小平的问题，他甚至跟中央文革的人都说过：邓小平这人很能干，你们都怕他，我看是你们心里头有鬼，那时候他就说过，反正就是非常赞赏他，而且提拔他，他就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你要说他是个傻B笨蛋，那就是说毛泽东是个傻B笨蛋。所以你们说什么一定要注意逻辑。逻辑要有包容性，不要这个逻辑另一面打你，双刃剑，你砍别人的时候，一面砍自己，我们不要干这种傻事儿。

首先，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受了考验，他犯了错误，但是他经受了考验，他承担起很多重任而且承担得很好，你必须承认。邓小平这个人我的看法是，他如果上头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他可以干很多很多好事，就是贯彻的东西很好，但是你让他做毛泽东这个角色，他的能力，他以后的人，都证明达不到，真达不到，没办法。但是我并不是否认他的革命经历。毛泽东有一句话，很多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盟者，民主革命时期，他参加革命，但是他参加社会主义这一关他过不了。因为社会主义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变成官僚阶层了。那么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了。这一关他们可能过不了。但是并不能否认他们在那个时期所做的贡献，甚至是很杰出的贡献。

比如，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淮海战役，不是你邓小平指挥的，是粟裕指挥的。其实这种迎合山头情绪社会情绪的说法是非常不可靠的。我是研究军史的，所有能找到的电报我都看完了，一封一封，包括地名，我都辨认出来，地图我都自己画，官府的地图我不放心，我自己来。完了以后，我得出结论，他们两个如果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都不合适。谁指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没什么说的，里面决策大都是毛泽东提的。但是邓小平说这个话比粟裕说这个话要更有资格。总前委书记不是摆设。当时是动员华北、中原、华东三个战区的战略力量，人力、物力、财力、兵力，全部来支援淮海战役，这个位置，粟裕担当不了，我们客观地说，非得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功绩你不能给否了，他就是起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粟裕他跟毛泽东在讨论淮海战役的时候，邓小平在西柏坡回来的路上，他没有参与。但是没有参与这一段并不说明他没有参与淮海战役的指挥。他也有很多贡献，包括（修正）毛泽东的很多思路，他有很多贡献，不能否认这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是小布尔乔亚的渲泻者。至于粟裕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还没有大到可以取代毛泽东，也没有大到可以取代邓小平。比如说当时打淮海战役是他提出来的，但是后来打的那个淮海战役的那个地方、战场、地点和歼敌规模，都不是当初粟裕的设想，谁干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肯定的。你非要说谁指挥的，我就说毛泽东指挥的。这绝对没错。所以这种东西，太容易诱发无谓的山头之争了，比如现在就进展到了对中野作用的非议，有意思么？是，中野当时人少家伙也不行（人家外线作战嘛），可人家是秤砣啊，少了这个秤砣，这仗能打成这样么？所以嘛，不要去争，不要在这种小地方去计较。这种小地方计较，证明你没底气。我们要从大的地方，比如说还有什么失误，我认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很多失误，我们就讨论这个失误。而且我们不要简单地肯定和否定。就如同讨论文化大革命一样，首先第一点，初衷我承认，效果我们就要讨论。你可以说你的，我也可以说我的。你要让人家讨论。改革开放也一样，改革开放有很大成就，那不是一句空话，你不能否定这个！有人说，这不是邓小平的功劳，是历史发展到这一步的必然，这个说得太轻松。如果是这样，这个结论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毛泽东：有没有毛泽东，历史也必然发展到这一步，也一样有新中国，有今天的中国，这个道理成立不成立呢？你同意不同意呢？所以嘛，讲道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偏执的道理有时候是个双刃剑，它能砍别人也能砍你自己。

所以我就建议，乌有之乡以后开讲座，要以知识性为主，以学习性为主，党史里没有说透的一面，以这个为主，以充电为主，不要以渲泻为主。大家喊一喊口号，热血沸腾，出了门，就柴米油盐了，对不对？传播正能量的热情要持续下去，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本钱，我们现在本钱没有凑够，我们就要凑这个本钱。关于邓小平的人身攻击，我觉得就更没必要了。我们要客观讨论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得失，至少他是一个民主革命家嘛，对不对，我们要讨论他的得失，他不是代表一个人，他是代表了当时党内整个的一个思潮。至于毛泽东的错误也一样，有些事情他能作主，但是有些地方他作不了主，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比如我就听说，有一个老同志，文革时就被审查了，他跟毛泽东关系很好的，党决定审查了，毛泽东也不能去乱干涉，毛泽东就拉上另外一位老同志，就说这个老同志，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老同志他可以证明。这个东西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说我讲这么多教训，讲那么负面的东西，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从前人走过的曲折犯过的错误中，汲取我们今天往前推动正能量的力量，而且我们不要重复去犯他们犯过的错误，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错误，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团结大多数，要争取酱油众，我觉得争取酱油众太重要了。你一个人可以说服三个酱油众，你的成绩就出来了。

好，我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