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们躺裹尸袋体验死亡重庆大学这样整有意义吗？

今年的清明节期间，4月7日，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一场所谓的生命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躺在模拟的裹尸袋内，通过情境设定，体验死亡。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几名学生躺进模拟的裹尸袋里面，静静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现场氛围也十分沉重。裹尸袋里的人静静躺在里面感受死亡，其他人也沉默着，仿佛这就是一场真正的送别仪式，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这两年，重庆的大学忽然一下子非常流行这种死亡体验的“教育”。

据媒体报道，2017年4月27日，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举行生命之旅邀请多位志愿者躺进棺材体验死亡，不少大学生踊跃体验，有女生体验完之后嚎啕大哭，感叹生命不易，要好好珍惜……

2018年4月6日，重庆工商大学，同学们躺在裹尸袋内，体验"死亡"……

天津也曾举办多次死亡体验；上海还开设4D死亡体验馆，“让大家多方面多角度去了解死亡”……

据称现在大学生自杀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小未受到过挫折训练的他们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去面对挫折。死亡体验就是让大学生敬畏生命、珍惜当下。

对于年轻人而言，现代社会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抚养子女，成为压在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又一座大山。

而另一面，老人们经常感慨的是青年一代身上的空虚、浮躁、焦虑与迷茫，这两年入学的大学生已经是00后一代，而80后的一代就早已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以如此状态，自然是无法应付市场大潮带来的新五座大山的压力。青年一代，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意义感的缺失。

去年12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的前夕，一篇题为《年轻时候的毛泽东，从来不焦虑》的文章在网上流传。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只是从成功学的角度谈个人奋斗、戒除焦虑，并未从“青年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角度去分析毛主席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成长路径。

当经济上行的时候，资本赚取的剩余价值是非常可观的，随着财富点滴下流，底层青年通过个人奋斗还有一定的上升通道；但当经济下行，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爆发的时候，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即便有所小成，在严重的危机面前，他们依然改变不了被大资本割韭菜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前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引发了愈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科举制业已被废除，毛主席那一辈的青年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上升通道。五四一代的青年人意识到，唯有改变世界才能改变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于是一大批有志青年便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大潮中去了。

诚如马克思所言，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路子一一破灭，和平的手段无法改变中国、更无法改变世界，去应付帝国主义列强的倾轧。愈发深重的社会危机引来的是愈发激烈的斗争，斗争力量的主体也愈发清晰：一边是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一边是遭受沉重剥削压迫的农民、城市工人、小手工业者。随着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五四一代青年也迅速分道扬镳：一部分人选择投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要维护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一部分人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发动、团结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工人，要彻底打破这个腐朽的社会秩序，给广大民众以“生的希望”，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卓越的领导者。

要奋斗就会有挫折、失败，乃至牺牲。面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有志者能不焦虑吗？青年毛泽东能不焦虑吗？只是，他们焦虑的不是个人的前途与命运，他们不断焦虑、不断试错、不断奋斗的乃是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们早已将个人的命运与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工人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生命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升华。

反观我们这一辈的青年人，又重新到了一个缺乏意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缺乏一种可以凝聚人心的精神，缺乏可以让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

有人说，应试教育固然不好，但至少为底层青年提供了唯一的上升通道。但同样是应试教育，贫者与富者所享有的教育资源也是严重不对等的。为了挤进这狭窄的上升通道，标准答案、死记硬背、学习考试、考试学习、题山题海构成了学生们的全部生活，学习的兴趣早已被破坏殆尽。

一些人厌倦了学习，于是便到网吧去消磨生命的意志，他们可以沉溺其中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些人甚至把命都搭进去，辍学的现象在竞争更加激烈的贫困地区尤为普遍……

一些人拼命学习，也只是为了考上大学，而后摆脱学习……然而，当他们上了大学之后，很多人又重新变得空虚、焦虑，追求感官刺激……当他们踏入社会才发现，寒门出贵子原来说的并不是自己……

2006年，重庆市首份大学生自杀心理调查报告现实，大学生自杀人数逐年上升，13%的大学生曾有自杀意念，排在前几名的原因是失恋、找不到工作和考不过英语四级。

这大约就是重庆的大学，以及很多地方的大学流行起“死亡体验”教育的原因所在。然而，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对生命产生了敬畏，却并不意味着人生就能产生意义感，不敢死却并一定会好好活。

当“裸贷”的现象大量而普遍地出现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教育的确已经变成了产业，青年学生已经成了供资本牟利的重要群体。资本通过各种媒介，让本来就缺乏意义感的青年人变得更加空虚、无聊，一面刺激他们的感觉、制造更多的消费；一面让青年变得更加迷茫、无知，成为人畜无害的小白兔，不会去威胁资本的秩序。

对于青年一代的这种蜕变，毛主席是很早就有警惕的。建国后，毛主席担心青年人“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和“阿斗”……（见1957年9月毛主席与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的谈话）

于是，毛主席号召“你们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号召青年人学工、学农、学军，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是希望青年人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作为对毛主席这一举措的学习和借鉴，就在重庆大学生流行死亡体验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在2009年前后，重庆却流行着，大中专学生“三下乡”的活动。2010年11月，重庆官方还专门发文，促进75万大学生再学“工农兵”。“在全市大学生中重点开展带薪实习、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等活动，确保75万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4个月的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如今，这一做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转而求向所谓的生命教育。

其实，生命教育、死亡教育不过是从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来的舶来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地区开始陆续引入生命教育。1976年，台湾民间团体从日本引入生命教育并逐步推广，至90年代开始成为台湾的主流教育；大陆的生命教育则是从台湾和香港引进的，民间团体、NGO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一发展历程与环保、女权、生态有机、市民社会等等一系列观念性议题的引入，都是同步和相似的。

生命教育所要应对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导致了越来越普遍的自杀现象，然而，生命教育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们不妨看看生命教育的发源地的情形：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日本已有250名青少年自杀，自杀率创30年来最高水平；从1999年至2016年，美国自杀率上升25%，2016年约有4.5万人死于自杀，特别是青少年自杀率超过30%。

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所谓的生命教育根本无法应对越来越普遍的自杀现象。应对青少年自杀，既需要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戒除空虚、迷茫，也需要让青年人投身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消灭导致自杀现象的制度根源，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作者：子午；来源：草根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