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说“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1978年，中国出台了文革以后的第一个大纲。此后在八十年代又在这个大纲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调整。现在很多人的说法是，这个大纲仍然保留了一些“左”的错误，同时也继承了重理轻文的倾向。在八十年代，这些错误逐渐得到了克服，但是学习苏联模式和过度政治化的消极后果仍然存在。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要是我们愿意认真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同样是不准确的。

1978年的大纲的确延续了文革时期重视主科轻视副科的课程体系。总体来看历史，地理和生物课时是除了文革时期以外最少的，其中历史6.5课时，初中一年级两个课时讲中国古代史，初中二年级两个课时，讲中国近现代史，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两个课时讲世界古代史，下学期三个课时讲世界近现代史。地理课与之类似，只有四个课时，初一初二的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各两个课时。生物课的课时也不多，初高中加起来只有4.5课时。物理课和化学课的课时则比较多，物理课初二初三各三课时，高一高二各五课时，共十六课时。化学课的课时也有十课时。这个课程设置的确和文革时期有点相似，可以说是文革的遗留后果。

但是，1978年大纲更大的问题并不是这种整体课时的设置，而是数理化的难度过大。以化学为例，在初中阶段就要讲到碱金属和卤素，高中阶段的理论知识增加的更多。数学和物理和化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尽管1978年的时候仍然延续的是文革时期的中小学十年制，中学五年制做法，但是，其数理化的难度竟然比1963年的十二年制中小学还要大不少。我个人是比较赞成重视科学知识的难度与深度的，但是，科学知识的难度与深度也必须要与学生的实际水平相适应。而1978年大纲显然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原则，数理化的难度与深度大大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导致大多数学生学不懂，学不会。而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文革的遗留问题，因为文革时期对于数理化是降低了难度的。

那么导致1978年大纲中数理化难度过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否定文革之后，社会各界充斥着现代化的迷思。现代化变成了新的政治正确。而很多人又把现代化当成西方化，很大程度上把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看成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在当时，很多人又认为现代化就应该教育先行，教育先行就必须得注重数理化知识，没有看到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发展和学生基础相适应。因此，教育界就大量的引进六七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布鲁纳的教学观，认为数理化应该加强难度。其结果则是欲速而不达，难度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导致学生实际学到的东西反而更少，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

如果要是考虑到当时的教育发展整体情况，那么1978年大纲这种过分增加教学难度的情况后果就更为严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中学的招生人数急剧减少，能上中学的人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也就是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一方面能够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数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那些成功接受中学教育的幸运儿由于课程难度过大，实际学业的质量也是不高的。

1978年大纲过分突出数理化难度的苦果，整整用了八十年代十年的时间才基本上消化下去：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数理化的课程微调，削减了部分过难的知识；1983年，规定数理化课程分成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称作较高要求，沿用1980年大纲的内容，乙种本称为基本要求，难度进一步下降。（在这一时期还实行了中学恢复六年制的改革，把原来五年的知识分到六年来讲。）在1986年又进行了一次中学课程改革，取消了甲种本。1988年的时候，则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大纲，把初中部分的数理化的难度又下调了一些。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到了八十年代末，数理化课程的难度总算是和学生的水平基本适应了。

就文科的课程而言，从1980年大纲开始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教材在批判文革时往往混淆了文革时期与文革本身，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相对好一点儿的语文课本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大量选用文革受难者的文章。例如，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里就选了《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崇高的理想》等多篇陶铸的文章。显然，选取这么多陶铸的文章并不是因为陶铸有多高的文学成就，就好像文革前推崇瞿秋白的作品是因为瞿秋白的革命烈士身份一样，八十年代推崇陶铸的作品也是因为他作为文革受害者的身份。虽然说这种空洞说教性的文章没有什么政治错误，但实际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给人一种“高级黑”的感觉。九十年代中期起语文课本不再选陶铸的作品了，我完全赞成。

附带说一下，有一些人现在说陶铸写的文章比较空洞，是因为这些文章写于六十年前期，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但是，我是不赞成这种提法的。比如说同样是在六十年前期写的一些作品，像毛泽东主席写的诗词《卜算子·咏梅》，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仍然具有现实的穿透力。同样，六十年代的其他几个著名散文家写的一些名篇，像杨朔（其也是文革受害者）的《荔枝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也不是这种空洞无味的说教。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红岩》等，也一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时代，这些问题也和作者的文风是分不开的。就好像前面提到的，同样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写的很多作品就能够打动人的心灵，而瞿秋白写的作品质量就明显不行。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把《荔枝蜜》等也删去了，这我是不赞成的。我们既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是革命烈士或者文革受害者就刻意拔高其成就，也不应该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刻意贬低其成就。

八十年代的政治课本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断的出台新政策，一个东西昨天还是“错误的”，今天就成“正确的”了。因此中学的政治教科书，特别是高中的政治经济学变化非常频繁，而且常常跟不上形势，这导致当时的学生思想非常混乱。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政治课程整体设置也是存在问题的。当时规定，高一的时候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高二的时候讲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的时候讲政治常识。虽然说这种做法也有它的依据，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逻辑顺序进行授课，但实际上由于哲学知识的难度比较大，高一一入学就讲哲学导致很多学生厌学，从而导致政治课的教学水平严重下降。

历史课的错误倾向最为明显。1980年时历史课在1978年大纲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初一每周三课时讲中国古代史，初二每周两课时讲中国近现代史，只讲到新中国成立，高一每周三课时讲世界史，只讲到二战结束。这种课程设置导致学生不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沉迷于伤痕文学所带来的控诉热潮当中。1986年历史课程进行改革，在课时不变的基础上内容做了调整。初中的中国史减少一个学期，即初二下学期设置世界史，导致重视外国史轻视本国史的取向。具体课程的内容更不得了，中国近现代史加上了新中国部分，但是，新中国的历史多讲错误，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公然违背了历史决议中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分开的做法。世界史也增加了当代史的部分，但是只讲到1979年苏联霸权达到顶峰，而不讲八十年代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回潮。这一课程改革既是八十年代日益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物，又进一步推动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终这种推崇资本主义贬斥社会主义，推崇西方贬斥东方的做法在1988年形成了一部纪录片《河殇》。到1989年，国际国内形势一发生变化，中国马上也就出现了动乱。

当然，1978年开始的这十年课程与教材改革也并不是没有成就，其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教材编写体制方面。在1978年大纲中，又把文革时期的课程设计权和教材的编写权收归中央，从而避免了文革时期把课程设计与教材的编写通通下放给地方所带来的混乱情况。这些人教社的统编本教材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整体来看还没有特别出格的。另外，在1988年义务教育大纲出台以后，又开始实行“一纲多本”的体制，允许地方编写教材。不过在这个时期直到九十年代末，人教社编写的教材仍然在实际教学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有点类似于1958年教育改革那次教材编写权下放，地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教材编写权，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多。遗憾的是，现在的教育史专家偏偏对1978年开始的这一项最大的成就进行猛烈批评，认为这种统编教材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潮流。其实国际潮流就一定是对的吗？任何一个下放编教材编写权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免诸多的低级错误，像美国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竟宣称“美国对中国投放原子弹，从而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十年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邓小平在1989年时曾经回顾过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我们通过回顾从1978年大纲到八十年代的课程改革的情况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