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六）“大平反”的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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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不断推动斯大林时期各种政治类案件的平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平反浪潮有所收敛。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又掀起了第二股高潮。其最高潮就是1988年的“大平反”。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对那些还没有被平反的人，来一个打包平反。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们，除了亚戈达，全都被平反了。

有了这次“大平反”，丑化攻击斯大林就有了看似非常权威的证据。

斯大林被彻底丑化，苏联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政治基础。三年以后，它就解体了。

受资料所限，我们很难对历次平反的过程和证据做逐一分析，不过，还是可以对其中的几次做一个简要的了解，看看所谓的“平反”是如何操作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最早平反的人之一是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组织了一个斯维尔尼克委员会来重新审查此案，然后公布了一份平反报告。报告中的关键证据有几个。首先，是说图哈切夫斯基手写的认罪书上有血迹，因此可能是遭到殴打以后被迫写下的。其次，是有几个当时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说自己听到了旁边审讯室有打人的动静——但没有找到任何直接参与或目击到对图哈切夫斯基刑讯逼供的证词。最后，是从庭审记录中找到了几段被告拒绝认罪的证词——但没有找到有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拒绝认罪的证词。

就凭这些材料，他们硬是给图哈切夫斯基翻了案。

其中最可笑的是，平反委员会公布的证据中，有提到普里马科夫的证词，说普里马科夫“非常顽固的否认了他领导了包括施密特、库兹米乔夫等人在内的针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主义小组”[1]。

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只有在完整的庭审记录没有被公开的情况下，才能起到欺骗作用。

普里马科夫说自己没有领导恐怖袭击组织的证词原文如下：

“图哈切夫斯基：我从和普里马科夫的一次交谈中了解到，图罗夫斯基和施密特正在乌克兰组织一个针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在1936年和普里马科夫的一次交谈中，我意识到他在列宁格勒组织一个相似的小组。

审判长：你听到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了吗？

普里马科夫：我没有领导武装叛乱组织之外的任何组织。

审判长：关于在列宁格勒叛乱组织以及准备恐怖袭击的任务，你从托派军事组织得到了什么指示，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普里马科夫：我遵循了基本的指示：直到1934年我主要作为一个组织者工作，召集托派干部。在1934年我从皮达可夫那里接受了指示，断绝与被安排准备恐怖袭击的德列伊采尔小组和旧托派的联系，而我本人则要在我工作的军区准备挑起武叛乱，响应恐怖袭击或者军事行动。这就是我得到的任务。托派军事组织中心十分看重这个任务，并向我阐明其重要性。我被告知要断绝和之前我联络的旧托派的一切个人联系。”[2]

普里马科夫的意思是：他接受皮达可夫的指示，从1934年就断绝了跟各种恐怖袭击组织的联系，专心领导准备搞武装叛乱的组织。

这段话的意思如此清楚明白，任何有正常阅读能力的人读了之后，都不会觉得这可以证明图哈切夫斯基或者普里马科夫是被冤枉的。平反委员会竟然把普里马科夫的这段证词当做图哈切夫斯基案是冤案的证据提出来，显然是在恶意曲解证词，而绝不可能是出于误解。

另一个案例是为另一个苏联元帅布柳赫尔翻案的逻辑。

之所以用这个案例，是因为参与布柳赫尔案件审讯过程的苏联特工柳什科夫于1938年6月叛逃到了日本。在日本，他接受了审讯。柳什科夫在日本接受询问的话，肯定不会有意为斯大林辩护。

——柳什科夫后来写了一些文章公开发表，被西方世界用于丑化污蔑斯大林。但对比柳什科夫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他接受审讯讲的话，很多地方对不上。显然，他在接受审讯时候的话应该更可靠一些。

“一批属于远东军参谋部的叛徒，与布柳赫尔本人关系密切的人，如波库斯、古林、瓦森托夫、克罗帕乔夫等人，试图劝诱布柳赫尔，把他引向政治上的危险谈话。布柳赫尔给他们看了被逮捕的阴谋家的秘密供词，但他没有被授权这样做。古林被捕后告诉我，波库斯被召回莫斯科后，布柳赫尔在与他们喝酒时，诅咒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最近进行的逮捕，还诅咒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柳什科夫提到的这些叛徒都被逮捕了。其中，古林提供了最详细的有关布柳赫尔与右派反党组织的证词：

“问：布柳赫尔和李可夫在党代会前有过会面吗？

答：是的，在大会发言之前，布柳赫尔会见了李可夫。布柳赫尔在党代会上反对右派讲话的做法得到了李可夫的许可。这样做是为了伪装，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接待了工业党的代表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办法。同时，正如布柳赫尔告诉我的那样，他同意李可夫在右派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接受人民委员的职位。还有关于布柳赫尔收到李可夫一封信的事……

问：你想说吗？

答：党代会后约六个月（1930年底），军队中的高层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布柳赫尔在他的公寓里为师团指挥官举办了一场宴会。我参加了这个宴会。在宴会中，布柳赫尔变得非常紧张，把他的妻子加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波波夫叫到办公室，开始责骂他们。我问波波夫这种激动的原因。波波夫回答说，师政委德文斯基和其他人正在翻阅一本相册，据布柳赫尔说，这本相册里有一封从李可夫那里收到的信。我问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波波夫告诉我，这封信很早就收到了，并转述了它的内容。我想我仍然可以几乎准确地复述它：‘亲爱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将发生变化，我很高兴看到你担任红军所有武装力量的领导。李可夫。’"

当我把收到信的日期和我与布柳赫尔的谈话进行比较时，我意识到这是布柳赫尔在1930年5月底去莫斯科时告诉我的书面建议......”

另一位将领巴普洛夫的供词也提到了那封信：

“我翻阅了这本书，在书页之间发现了一封信，上面有打字的文字。我注意到信底部的签名：‘带着共产主义的问候，阿·伊·李可夫’。我很感兴趣，就读了几行，注意到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作为红军最杰出、最权威的指挥官，成为联盟所有武装力量的领袖。’我没有读完，马上明白这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证明了李可夫和布柳赫尔的一些反革命计划。”

布柳赫尔的前随员波波夫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他在1938年8月8日的审讯中作证说，他在布柳赫尔的公寓里看到了李可夫的信。

此外，还有很多将领和布柳赫尔妻子的证词，也都证明了布柳赫尔与李可夫的密谋。

布柳赫尔自己亲笔写的认罪书中，也提到了这封信：

“李可夫在1930年给我写了一封反党反苏的信，我向党隐瞒了这封信，信中说他希望看到我担任武装部队的领导。”

此外，这封信的物证也有，它是在布柳赫尔被捕前，调查人员凯达洛夫在秘密检查保险柜时从属于布柳赫尔的保险柜中查获的。

——本人供认，多个证人的证词，再加上信件物证本身，都证明了布柳赫尔确实跟李可夫有过密谋。李可夫承诺政变成功以后任命布柳赫尔为苏军最高将领，取代伏罗希洛夫的地位。这么强的证据链能否翻案呢？

答案是可以。1955年的中央调查小组，经过调查，撤销了对布柳赫尔的起诉，宣布他是被冤枉的。这个小组的平反逻辑主要是这样的。

首先，调查小组取得了监狱医生的证词，说为布柳赫尔处理过眼睛附近的淤伤。此外，还有个特工通过“让布柳赫尔饮用白兰地，劝说布柳赫尔承认参加了一个反苏组织，并促使布柳赫尔提供证据，证明他是被李可夫招募的”。调查小组由此得出结论：这证明布柳赫尔遭到了刑讯逼供和欺骗引诱，所以，他本人亲笔写的认罪书无效。在撰写平反报告的人看来，功勋赫赫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以及他手下的将领们，都是软柿子，一顿打就能让他们承认自己反党叛国。这个逻辑要是成立，苏联这个国家能出现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打仗的时候得有神仙显灵才行——可偏偏它还是个唯物主义政权，那这个神仙还得是个有点自虐倾向的神仙。

然后，有几个只被判处有期徒刑、活到了1955年的证人，调查小组重新找他们核实。这些人否认自己曾经参与过布柳赫尔的阴谋，表示愿意收回之前的供词，宣称自己是无罪的。调查小组据此认定，这些人之前的供词无效。

第三，对已经被枪毙的古林等人的证词，该调查小组声称：

“这种证词不能被考虑，因为上述人员在调查中提供的证词明显是编造的，诽谤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人物以及负责任的党员犯下了最严重的政治罪行……”

最后，对查获的李可夫写给布柳赫尔的信件，以及其他文件，比如布柳赫尔写给手下军官的反苏文件，调查小组说，这些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它们可能是伪造的。

就这样，调查小组宣布给布柳赫尔平反了。

由于布柳赫尔死于监狱，他的案子刚进入起诉的程序，还审理和判刑。所以，平反的方式就是宣布布柳赫尔没有犯罪行为，起诉是错误的，予以撤销。

关于布柳赫尔的死亡原因，有两份关键证词。

一份是1955年，前NKVD内部监狱负责人米罗诺夫就布柳赫尔的死亡作了如下证词：

“11月9日，布柳赫尔被传唤接受审讯。晚上，一个电话从审讯布柳赫尔的办公室打给了监狱里的值班人员，据说布柳赫尔病了。……我立即命令值班员为布柳赫尔派出两名押送员……然而，值班的内务部人员很快就打电话给值班人员，要求再派两个押送员，因为囚犯本人无法移动。我又派了两名护卫……我自己则走到要带布柳赫尔的门口。几分钟后，布柳赫尔被带到了监狱的医务室。我跟着他去了医务室。在那里，布柳赫尔被放到了床上。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布柳赫尔回答说他感到不适。值班医生协助他，但这没有用。五分钟后，布柳赫尔去世。

在他死后不久，梅尔库洛夫和戈罗夫列夫来到了卫生室。两小时后，梅尔库洛夫命令我将布柳赫尔的尸体送到布提尔卡监狱停尸房进行法医解剖。尸体被装在一辆货车上送去。当天晚上，在我和伊万诺夫和戈罗夫列夫在场的情况下，专家塞梅诺夫斯基对布柳赫尔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第二份就是1938年10月，布柳赫尔去世当天的专家解剖结论：

“该男子的尸体看起来大约50岁，身材正常，营养良好......在背部和侧面，头部和面部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皮肤和头骨各处完好无损，没有瘀伤......颈部器官完好，胸骨和肋骨完好，胸部完好......结论：因疼痛而突然死亡。肺动脉被盆腔静脉中形成的血块堵塞。血栓的形成是在一般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心脏活动不足的结果……”

这两份报告显示，布柳赫尔并没有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米罗诺夫在1955年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提到布柳赫尔在死前有被殴打过的迹象。而尸检报告则更准确的表明，尸体上没有被暴力殴打过的痕迹。他的死因是肺栓塞。这是长期大量酗酒的人非常容易得的急病。

古林在证词中说，布柳赫尔晚年长期酗酒。他说：

“布柳赫尔喝了很多酒。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他因酗酒在莫斯科接受治疗。酗酒后，他经常打他的年轻妻子拉法。我经常与布柳赫尔和他的家人进行交流。我几乎每天都去他们家。因此，我可以说，布柳赫尔的生活方式是艰难的。他喝得太多，以至于他甚至无法在会议上做报告。他白天黑夜都在喝酒......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在隐瞒。例如，他早上坐在车厢里，晚上从车厢里爬出来，哪里也不去，整天醉醺醺的......”

酗酒导致的血栓，加上在监狱里缺乏活动以及巨大的精神压力，应该是导致布柳赫尔猝死的主要原因。

结合各种材料，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早在1930年的时候，李可夫曾经试图拉拢布柳赫尔，参与推翻斯大林的政变。布柳赫尔可能并没有积极参与，但对此事表现出明显的支持态度，乐见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反对派”上台执政，让他可以有机会取代伏罗希洛夫的位置，当然，他更没有向政治局报告李可夫等人的政变计划。

这个事情在1938年被揭露了出来。内务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布柳赫尔进行逮捕审问。

斯大林下令逮捕布柳赫尔应该还有一个间接原因，就是布柳赫尔在远东的表现令他非常失望。

1938年8月，日军和苏军爆发了边境冲突，史称“哈桑胡战役”或“张鼓峰战役”。这次冲突是日军19步兵师独自挑起的，日本政府担心冲突失控，始终没有同意派遣空军和坦克部队参战。苏军投入的兵力是日本的两倍以上，且还有空军和坦克支援，结果第一波攻击还失败了。

布柳赫尔在冲突中表现得非常软弱。他竟然给政治局打报告，说冲突是苏军前线部队的错误造成的，说“我们侵犯了中国东北3米的国界”，应该逮捕犯错误的前线军队将领。斯大林差点被气死了，他给布柳赫尔打电话说：

“布柳赫尔同志，请您诚实的说，您是否真有跟日本人交战的意愿？如果您没有这种意愿，就像个共产党员那样直说。如果有这种意愿，我认为您应该立刻到位。”[3]

布柳赫尔在斯大林的直接施压之下，才继续增加兵力投入张鼓峰战斗。最终，苏军还是获得了胜利，但交换比吃了亏：苏军死亡失踪792人，负伤2,752人。日军526人死、900人伤。

政治局和军方高层对此结果极度不满。斯大林在军委会议上说：

“按战斗警报开往前线的军队是毫无准备的……前线上整连整连的炮兵都没有炮弹，机关枪的备用枪管也未事先进行磨合，发放的步枪未进行试射。而许多战士，甚至第32师的一个步兵分队，都是在完全未配发步枪和防毒面具的情况下就来到了前线。尽管衣物储备充足，但许多战士还是穿着已磨损的鞋子、半赤脚被派去作战，大量红军都没有配发军大衣，且各指挥员和各指挥部也缺少作战行动地区的地图。”

所有军种，尤其是步兵，显露出不会在战场上作战、不会迂回、不会把移动和开火结合起来……不善于运用坦克部队，以至造成技术装备严重受损。”

……负有罪责的是红旗勋章远东方面军的各级指挥员、政委和军官，首先是红旗勋章远东方面军司令布柳赫尔元帅。”[4]

这段话中，除了对战局的不满外，斯大林还表现出了对前线士兵的情况的深入关心，以及对相关责任人的愤怒。

他是一个会为了士兵们的衣服和鞋子而消灭一个元帅的共产党领导人。

张鼓峰战役结束后不久，布柳赫尔和他周边的亲信将领就被逮捕审查。

布柳赫尔很快就承认对右派政变计划知情不报，受到过李可夫的拉拢，也没有报告。布柳赫尔的错误跟图哈切夫斯基领导政变的性质不一样，罪不至死，但在1938年大清洗的环境下，也可能会被判死刑。

在还没有开庭的时候，布柳赫尔就因肺栓塞死在了监狱里。

1955年的给布柳赫尔平反的调查报告，其推理逻辑问题很大。连特工给布柳赫尔喝酒，劝他承认罪名这种事情，都能成为推翻布柳赫尔认罪书的理由，实在是荒唐。监狱医生说他脸上有过淤青，就直接推出受过刑讯逼供，进而认定认罪书无效，每一步推理过程都不成立。

那些活着的证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当然乐意否定自己的罪名。其新证词的可靠性不足。

至于最有说服力的证词，调查小组就干脆不讲任何逻辑的宣布不予考虑。

经过这样一番“推理”，终于得到了布柳赫尔被起诉的罪名不成立的结论，又一个大案被平反了，斯大林头上又多了一顶迫害功勋元帅的帽子。

至于1988年最高军事法庭的“打包平反”，调查过程就更加的仓促，平反逻辑更加简单，直接宣布，在调查了所有相关材料以后，没有发现什么有力的有罪证据，然后选择性的公布一点对结论有用的档案，就把一大堆人全部平反。

1988年的“打包平反”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几乎所有被告平反，但单单不为亚戈达平反。

这个做法充分暴露了这次平反是政治性的，而非法律性的。不仅平反的证据和逻辑问题明显，连基本的客观公正立场都不具备。

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亚戈达被指控的主要罪名有：参与了季诺维也夫集团暗杀基洛夫的阴谋，下令将被列宁格勒内务局逮捕的尼古拉耶夫释放，让他有机会刺杀基洛夫；参与了图哈切夫斯基的政变阴谋；指示医生下毒害死了古比雪夫和高尔基；参与了布哈林等人的右派反革命阴谋。

但是，经过“打包平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认为跟基洛夫案无关，被平反了；图哈切夫斯基被认为没有搞军事政变阴谋，也被平反了；两个医生被认为没有下过毒，也给平凡了；布哈林、李可夫被认为没有组织右派政变阴谋，也给平反了。

这就必然导致一个结论：亚戈达的罪名不成立。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都不用再去调查亚戈达的材料了，直接就可以宣布他无罪。

然而，最高军事法院却拒绝给亚戈达平反。这么做的原因，是亚戈达作为内务部人民委员，直接领导了前两次莫斯科大审判的侦察审讯工作。给其他被告平反，都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这些人在供词和公开审判中愿意认罪和指控其他人，都是被内务部严刑逼供、威胁、欺骗的后果。尤其是，这种做法还被认为是直接来自于斯大林的指示，是斯大林为了消灭政治反对派采取的卑鄙手段。

如果亚戈达被平反了，那还如何解释被告们自愿认罪的表现，如何利用三次大审判来丑化斯大林？

但问题是，所谓的严刑逼供，尤其是斯大林指示亚戈达进行“非法的”严刑逼供，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政治局在基洛夫遇刺以后，确实下达过命令，允许采用肉体惩罚来审问涉及恐怖和叛国的嫌疑人。但这在制度层面是合法行动，不能说是亚戈达本人的罪行。

——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搞肃反，加米涅夫在莫斯科搞肃反，杀了那么多人。其中必然有很多冤枉的。这些为什么没有成为拒绝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平反的理由？为什么最高军事法庭可以只根据莫斯科大审判的档案宣布二人在国家和人民面前是无罪的，而在决定是否要给亚戈达平反的时候，却要考虑他在1938年法庭指控的罪名之外的其它可能的罪行？

除非能证明，斯大林给亚戈达下过指示，在明知被告们是冤枉的情况下，依然要采用酷刑来逼迫他们认罪，否则，亚戈达在这方面也是无罪的。

有人说，这种事情肯定严格保密，怎么能有证据？

是啊，对跟斯大林捆绑密切的亚戈达，啥证据都没有，就可以定罪，就可以拒绝给他平反。而对其他被指控阴谋反对斯大林的人，即使有很多证据也要坚决平反，千方百计找理由证明：就算他们在法庭上公开认罪了，还指控别的被告是同谋，也都是假的、是被逼的。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双标”。所以我才说，拒绝为亚戈达平反，这件事充分证明，1988年的“打包平反”是政治性的，而非法律性的。因为纯粹从法律的逻辑上讲，只要给其他被告都平反了，按照同样的标准，那就必然要给亚戈达平反。而最高军事法庭拒绝这么做，只能是一个解释，就是这次“打包平反”的政治考虑高于法律逻辑，其压倒性的目标是为了丑化斯大林。只要平反某人有利于丑化斯大林，那就给他平反；反之，就不给他平反。

通过苏共二十大以后，为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平反过程的回顾，以及1988年最高军事法庭“打包平反”逻辑漏洞的分析，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平反结论”是如何出炉的，有了一定的了解。显然，作为严肃的历史学习者和研究者，绝不应该把此类平反结论当做对历史事实的权威判断，而只能作为参考。

[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66页

[2] 来自B站用户“抗飏虓虎”翻译的图哈切夫斯基案的部分庭审记录。

[3] 《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13日——1941年6月20日）：文件与资料》，莫斯科，2004年，139页。转引自《斯大林：命运与战略》，722页

[4] 《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13日——1941年6月20日）：文件与资料》，莫斯科，2004年，137页。转引自《斯大林：命运与战略》，721页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