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三）大清洗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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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哈切夫斯基案6月11日审理结束，“大清洗”随即开始。

1937年6月23日的中央全会听取了叶若夫的特别报告，授予内务部不受限制的逮捕特权，并把25个中央委员开除。那些反对这个决定的中央委员此后也纷纷被开除并遭到逮捕。

1937年6月28日，政治局出台了关于“在西西伯利亚被流放的富农中发现有起义组织”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出台背景是政治局接到报告，日本正在策划对远东地区的军事入侵，而有一批特务间谍将会煽动在当地流放的富农分子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日本侵略。因此，该决议下令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当地州委第一书记、内务局局长、检察院院长三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审查敌特分子，形成需要枪毙的人员名单，上报政治局之后即可执行。

7月2号，政治局出台了“关于反苏分子”的决议，把“三人小组”模式推广到全国，要求每个州和加盟共和国都成立三人小组，审查那些被流放过的前富农和刑事犯，逮捕其中特别敌对的人员，然后形成枪决名单上报。

——“三人小组”并非斯大林的发明。早在1934年9月，西伯利亚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艾赫就请求到边疆区视察的莫洛托夫，赋予当地自行成立的“三人小组”判处死刑的权力。莫洛托夫向斯大林作了汇报。10月10日，斯大林回答说：“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通过三人小组，可以按照通常的程序来批准判决。”[1]也就是说，在基洛夫遇刺以前，斯大林并不同意设立“三人小组”和赋予它生杀大权的做法，而是希望按照标准的法律程序来惩处反革命分子。但是，基洛夫案和图哈切夫斯基案改变了斯大林。

各地三人小组很快上报了第一批需要枪决的名单。大部分地方都数千人的规模。俄罗斯历史学家茹科夫在《另一个斯大林》中统计了各个州的枪决数量。他说，杀人最厉害的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西西伯利亚，另一个就是莫斯科。其中，莫斯科又要更厉害一些。[2]

这个时候的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在通过杀人来落实中央政策方面，赫鲁晓夫是最积极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拼命销毁他参与大清洗的档案资料。所以，他在大清洗中干过些什么事现在已经很难查清楚了。但他所在的莫斯科州在清洗杀人方面全国领先是肯定的。

地方三人小组在杀人方面的要求超过了斯大林和政治局的预期。这些枪毙名单送到政治局之后，大多数都被打了一个折扣然后才予以批准。对死刑的规模，斯大林是知道的，但对死刑名单背后的事情，他和莫洛托夫等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去一一搞清楚。

大清洗运动最后显然是失控了，处决和镇压的规模太大，无论是党内、军内，还是前富农分子中间，显然都有很多无辜的人被错误的杀害。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很难说清楚的。不仅斯大林不清楚，各州的三人小组也不太清楚，因为三人小组也不可能认真的了解每一个案件，每个州的枪毙名单绝大部分都是下面的更小的三人小组上报上来的。

总的来说，斯大林的原意，是要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彻底清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两种类型的人：党内军内的反对派或隐藏的间谍，第二就是在历次运动中被镇压过的且心怀怨恨的人，以消除在发生德国日本入侵的情况下内部发生军事政变或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基于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结论、图哈切夫斯基案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大清洗”是十分必要的。“大清洗”的初衷，绝不是斯大林个人为了加强政治独裁。

但是，“三人小组”批量枪毙人的制度，相当于给了各种政治势力一把杀人的刀。各种力量围绕镇压名单展开殊死搏斗，怀着不同的目的把敌人列入镇压名单。这就让镇压的规模失控了。

结合各种研究者的意见，“大清洗”扩大化的因素，可能由以下情况推动。

首先，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阴谋集团成员甚至间谍，他们在还没有被发现之前，为了保护自己，采用诬告、伪造证据、刑讯逼供等各种方式，想尽办法把一切可能揭露自己的人列入镇压名单。

其次，党内军内的新生力量，为了加快上位，把有可疑历史问题老一辈列入镇压名单。“大清洗”实际上完成了党内军内新旧力量的一次交替。

在经济建设早期，苏联国内技术人才急缺，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引进了一批外国专家或者有外国工作留学背景的本国人才。这批人当中，也确实容易混入间谍，且在管理文化方面受外国影响较大，精英意识较强，看不起工人阶级。“一五计划”时期，苏联高层发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试图从一线工人阶级的劳动模范中寻找新的企业管理层，构建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苏联学校系统也培养起来了一批完全按照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教育出来的新生代技术精英。这两批人，对老一代外国背景的技术精英有很多不满之处。他们将大量的外国背景人士打成外国间谍，从而加快自身上位的速度。

在军队内部也是一样，托洛茨基大规模任用旧军官的做法，让苏军内部保留了一个庞大沙俄旧军官群体。他们跟图哈切夫斯基类似，拥有对俄罗斯的爱国思想，却对社会主义没什么感情。这批人保留了大量沙俄旧式军队的作风，官僚等级思想严重，喜欢欺压基层士兵，反感思想政治工作。苏联自己培养的新一代军事人才成长起来以后，用新人全面取代这批旧军官也是一种必然。如果是在和平时期，这种替代可能相对缓慢而和平的进行，但在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再加上图哈切夫斯基案证明了这批人确实是很大的隐患，这一替代过程就以血腥残酷的方式完成了。

第三个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党从成立之初，内部就派系林立。在二月革命之前，党员仅有一万余人。此后，因为赞同列宁提出的暴力推翻临时政府的主张，才开始迅速扩张。夺取政权以后，增长速度更快。列宁的理论是，是要让布什尔维克党成为一个纪律严明、意志统一的革命政党，但这只是理论上，实际组党建党过程中，列宁本人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不断妥协，降低了入党门槛、放松了党的纪律。在此过程中，以托洛茨基派为代表的诸多非列宁主义派别集体加入。革命导师列宁又过早去世，党内遂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斯大林通过历次党内斗争，成为了最高领袖，但威望始终比列宁要差很多，大大小小各个派系对他并不服气，对他主持的五年计划和集体化运动，纷纷表示不服。各个派系之间，也在彼此斗争。“大清洗”开始以后，他们新仇旧恨一起算，彼此互相揭发，不断把对手送上枪决名单。

党内反斯大林的派别很多，虽然大多数都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但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意志统一的集团。

托洛茨基理论水平最高，而且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言论不受限制。成了反斯大林联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的名义上的领袖，实则对国内反对派的活动控制力十分有限。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都不服他，手下有自己的派别。这三个人都想成为列宁式的理论导师型国家元首。亚戈达是个在不同派别之间投机的野心家，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派别，想用秘密警察体制控制国家、取代斯大林成为独裁者。叶努基泽是个被拉下水的腐败分子，不满斯大林对高级官员物质生活的严厉管束。图哈切夫斯基则倾向于大斯拉夫主义，想依托民族主义建立军事独裁制度，恢复帝俄荣光，并以此消除全世界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对俄罗斯的敌意。此外还有很多其它派别。

这些派别彼此之间的立场对立程度很多都比跟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大得多。像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大斯拉夫主义，完全就是水火不容的，斯大林主义反倒是跟这两派都能找到共同点。只是因为斯大林在台上掌权，大家都明白必须先把斯大林派搞下去，自己才有机会，这才联络了起来。但各派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想多占便宜少担风险，计划很多密谋很久，但就是迟迟无法开展决定性的行动。因此，反对派虽然人数众多，但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理解反对派的联合，需要特别注意1932年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谢多夫给托洛茨基写信，声称反对派集团建立起来的时间就是大约在1932年9月。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也说反对派建立的时间是1932年。图哈切夫斯基在庭审中也说，他组织反斯大林集团的时间起点，也是1932年。斯大林的妻子也在这一年开枪自杀。

1932年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大饥荒。它是斯大林五年计划和集体化运动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大饥荒显然跟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运动中的许多政策失误密切相关。高速工业化给城市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生产事故频发、产品质量不过关等等。不仅是农民要挨饿，工人阶级也很辛苦，党政官员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托洛茨基出国后，定期发布《反对派公报》，发明了“反官僚主义”理论来打击斯大林主义。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用官僚阶级代替资产阶级对人民进行专制统治，官僚集团只对斯大林的独裁负责而不是对无产阶级负责，这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注定会走向失败。这种预言在1932年的形式下看来颇有点“先知”的意味，获得了越来越多反对派的赞同。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官僚政治”描写成全世界最邪恶的政体，认为不管采用多么可怕的手段来推翻斯大林都是合理的。在合法斗争屡战屡败以后，众多反对派就在托洛茨基的推动下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非法的地下反对派联盟。

1933年3月，托洛茨基在《反对派公报》上发表了公开信，声称：“斯大林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实现列宁最后的坚决的遗训——‘撤掉斯大林’的时候到了。”1933年10月，他又强调：“没有正常的宪法途径来取消统治集团，只有强力能迫使官僚们把政权转交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他想要重演列宁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奇迹，煽动国内反对派以暴力手段——暗杀、军事政变或街头暴动——来推翻斯大林，然后自己以共产主义导师的身份回国掌权。《反对派公报》在苏联党政军各界广泛流传，影响力很大。

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一两年，斯大林可能就真的会被赶下台。

幸好，1933年下半年，大饥荒结束了。1933年和1934年是连续两个丰收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经济情况都迅速好转。斯大林挺了过来，在1932年最关键的时刻坚持没有大规模减少粮食征收，保证了城市工人的口粮和外贸合同的执行，让一五计划得以胜利完成。实践证明他推动的高速工业化和集体化路线是正确的，能走得通，党内威望迅速提高。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太紧密的反对派联盟自然就变得更为脆弱。

斯大林对反对派的宽容政策也在发挥作用。很多被宽容的反对派开始变得愿意接受斯大林的路线方针。如果没有尼古拉耶夫的刺杀，没有西班牙内战后的国际环境的急剧恶化，反对派联盟很可能会悄无声息的走向瓦解。

但是，尼古拉耶夫成功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了。基洛夫案和图哈切夫斯基案让斯大林认为，对反对派的宽容政策是错误的，反对派变成了“两面派”和恐怖分子，不再值得任何信任；国际形势的变化则让斯大林认为只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反对派。

托洛茨基与纳粹德国的交易被揭露，进一步恶化了这个悲剧性的过程。从皮达可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来看，这个协议应当真实存在。但托洛茨基和纳粹双方很可能都没有打算认真履行协议，而是想用长期的、不可靠的承诺以换取短期的、实在的好处。托洛茨基无法真的出卖乌克兰，因为他说了不算。若他真的能推翻斯大林回国掌权，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借口翻脸不认账。他可能是在模仿列宁——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列宁签了《布列斯特和约》，自己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当然也可以“口头割让”乌克兰，换来德国真金白银的支持。至于纳粹这边，对托洛茨基无非就是给点钱，帮忙做个假护照、安排个飞机之类的。如果托洛茨基真能把苏联搞乱，那当然很好，成功不了，至少能也给德国情报机构引荐几个高级间谍，这个生意是稳赚不赔的。至于军事干涉的承诺，不过口头说说，真制定计划的时候，希特勒不会考虑托洛茨基的需求。

但对斯大林而言，这种交易的性质仍然是极为恶劣的。托洛茨基对皮达可夫等人可能夸大了纳粹方面的支持力度。根据皮达可夫的供词，托洛茨基对他说，与德国的协议是“绝对确定”的，连入侵苏联的时间都定下来了，就在1937年。可以想象，当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会有多么震惊。

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军方的密谋也应该真实存在，但并不是为了支持托洛茨基，纳粹党对此也不知情。根据舒伦堡的回忆，海德里希向德国军方索要图哈切夫斯基的相关材料，被拒绝了。在庭审中，被问到是否跟纳粹高层戈林见过面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予以否认，仅承认跟德国的几个将军透露过反斯大林军事组织的情况。有一种说法，即德国军队内部也在酝酿反希特勒的政变，他们也希望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支持。如果双方政变都取得成功，纳粹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就将烟消云散，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危机将不复存在。双方认为这是军人们之间的合作，跟政客无关。史料显示，德军内部针对希特勒的军事政变计划确实存在，但由于英法对德国的绥靖政策，让希特勒不断突破《凡尔赛条约》的框架而毫发无伤，极大的增强了希特勒的威望，军事政变未能发动。

总之，反对派内部非常不团结，很难对斯大林构成实质性威胁。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领导层，太多知识分子的意气，喜欢制定激动人心的计划、做出夸大其词的预测，在《反对派公报》和秘密聚会上，推翻斯大林政权似乎轻而易举，但始终看不见实际行动。所谓“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而他们的对手——斯大林政权又远比1917年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强大的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党政军组织纪律严明、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人民生活持续改善，高层的贪腐特权现象还非常罕见、经济分配也相对公平。基层工人、农民和士兵对苏维埃政府和斯大林本人的热爱是实实在在的。即使反对派真的组织了一个类似于1917年布党的组织，也不可能重演十月革命的成功。

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显然把局势估计的过于严重了，没有看透托洛茨基虚张声势的本质。这就让“大清洗”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很多反对派联盟的成员，只是嘴上反斯大林，并未打算真的付诸行动。还有一些人，在1932年加入了反斯大林联盟，后来其实已经后悔了，但害怕事情暴露遭到惩罚，只能采取“两面派”的做法，一边秘密参与联盟活动，一边在体制内尽职尽责。这些人的数量应该很多，就算被调查发现了有反斯大林的言论、参与过反斯大林组织，也应该宽容处理——至少不应该枪毙。因为死刑带来的恐怖，会产生许多糟糕的后果，逼迫很多人违心的编造谎言来自证其罪或指控他人，导致越调查“坏人”越多、阴谋越调查越恐怖，形成恶性循环。

对大清洗扩大化的问题，斯大林很快就意识到了。

刚开始是一些具体的冤案被发现。米高扬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斯大林在被指控为外国间谍分子的名单中，注意到一个叫捷沃相的人。斯大林认识捷沃相，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干部，就问米高扬，指控材料是否可信。米高扬没敢做肯定的回答。斯大林让他安排一次当面对质，让莫洛托夫、叶若夫以及负责此案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也参加。

对质过程证明捷沃相是无辜的。听取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汇报后，斯大林随即下令放人。

有很多人的回忆录讲了类似的故事，即他们找到机会直接向斯大林为某人伸冤，斯大林下令调查，不久这个人就被释放了。

那个于1932年给斯大林写信揭露大饥荒惨状的作家——肖洛霍夫，于1937年9月24日在莫斯科求见了斯大林，请他帮助被冤枉的作家卢戈沃依等人。会见之后不久，卢戈沃依就被释放了。

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信，揭露内务部人员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残害忠诚的干部和无辜的群众的行为。信中说：

“应该结束对被捕者采用刑讯的可耻体制，不能允许连续五昼夜、十昼夜地不间断审讯，这种侦讯方法是给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光荣的称号抹黑，也不可能弄清真相……斯大林同志！把被捕的人交给侦查人员处理而不进行任何监督，这种方法有极大的缺陷：它已经导致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3]

斯大林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叶若夫，让他认真调查肖霍洛夫反应的问题。

叶若夫没有认真落实斯大林的指示，而是在肖霍洛夫的信上批注了很多“无法检查”和“检查”的字眼。那些被标注为“无法检查”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叶若夫不希望手下去认真调查的部分。

内务部官员拿到这封信之后，立刻就理解了叶若夫的意思，结果当然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也没有调查出来。相反，一些人因此对肖洛霍夫向斯大林“打小报告”的行为恨之入骨，打算采用栽赃陷害的办法干掉他。肖洛霍夫得到消息，连夜跑到莫斯科求见斯大林。

据肖霍洛本人回忆，1938年10月，斯大林亲自组织了一次肖霍洛夫跟内务部人员的当面对质，莫洛托夫和叶若夫也参加了。经过对质，证明对肖霍洛夫进行政治迫害的情况属实。据肖洛霍夫本人回忆，斯大林对他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您以为我们会相信这些造谣诬蔑的人，您想错了。”[4]

这些持续不断的投诉，不断动摇着斯大林对叶若夫的信任，并对“大清洗”是否过火产生了越来越重的怀疑。

当然，斯大林最看重的还是来自党内同志的正式书面报告。1938年8月，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于提交了《关于过火行为》的报告。这份报告比较全面的分析了大清洗的扩大化问题。斯大林看完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召见马林科夫，质问他：“这是你自己写的吗？你自己是否真的这样认为？”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并交付政治局讨论。这份报告一般被认为是斯大林决心终止大清洗的关键。

1938年9月，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开始架空叶若夫的权力。

11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进行侦查》的决议，下令解散各地的三人小组，并禁止内务部和检察机关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强制迁移。这标志着“大清洗”的结束，期间约68万人被判处死刑（并不是所有死刑都被执行了，具体执行数量不详），约150万人被逮捕、判刑或流放。

11月25日，叶若夫被免去内务部人民委员的职务，由贝利亚取代。

贝利亚上台后，不仅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被停止，那些在“大清洗”中被错误逮捕判刑的人，大部分很快被释放了。仅只在1939年就释放了三十三万人。在整个纠偏过程中释放了八十万人。[5]其中，由大约4万名军人得以恢复自由。到了1940年5月，还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数量下降到了约47万。[6]

“大清洗”还有一个尾声，即逮捕了大约三万名内务部的侦查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以及“三人小组”中被认为有意滥杀无辜的官员。这些人被认为需要对“大清洗”中的诸多冤案负责。有一批人被处决，其中就包括叶若夫，以及西西伯利亚的第一书记艾赫。不过，在地方上杀人最狠的赫鲁晓夫神奇的逃脱了惩罚，原因不明，因为太多与赫鲁晓夫有关的档案在苏共二十大前后被销毁了。

事后追责导致的新的处决数量非常少。1939年只有2600名左右的“国事罪”死刑判决，到1940年进一步下降到了两千以下。（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