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金钱是任何价值观得以确立的坚实基础？

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大约是在2006年，我到深圳出差，见到他，他跟我白话，说他们深圳有个“二奶村”。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让他带我去参观参观。

我对深圳不熟，早已经记不得该名胜的地名以及在深圳所处的方位。我就记得，绕来绕去跑了挺远，他在一条普通的街边把车停下，说这里就是了，然后透过车窗指给我看：那个抱孩子的，是个二奶，还有那个拎着菜的，也是。

当时，我被眼前所见惊呆了。

大概是因为影视剧的影响，我觉得包二奶这种事情是有钱人才干的，被包的必定长的国色天香，当金丝雀一般被养起来，住豪宅开豪车，整天就负责美美哒。但我看见的“二奶”们完全颠覆了我的刻板成见，长得不好看，穿着也很土，看起来跟城乡结合部的居家妇女没啥区别。

兄弟给我解释，有钱人的二奶不住这儿，这个地方的二奶都是香港穷人跑来包的，租个房子，每个月给几千块钱，平时两头跑。

不知道那里现在变得怎么样了，十几年过去，深圳的房价涨了几倍，租金必定也是水涨船高，香港的穷人还负担得起这笔额外的开销吗？

如果有人去研究一下二奶村的变迁，想必会产生很好的社会学成果。

香港穷人在深圳“创造”过一个二奶村，这是个很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它象征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香港相对于内地是发达的、富裕的，这个差距是如此的悬殊，以至于直到十多年前，香港比较穷的人还可以到深圳充土大款。

这一长期存在的落差催生了香港人对内地的认知在上世纪90年代遍布各地的录像厅里面播放的港片中，什么“表叔”、“北姑”一类的说法经常出现，只要有内地人角色，必定是很“土”的形象。

在这样的背景上，有自己中国人身份的香港人也会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上等人”，以居高临下的怜悯眼光看待内地的“穷亲戚”；坏一些的，就根本不认同中国人的身份，以假洋鬼子自居。

但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地的发展很快，香港在经济方面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小，到现在可以说差不多消失了。随着自由行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去过香港，过去经由港台流行文化而塑造起来的香港的神秘形象也逐步被破除掉了。

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两边的心态都在发生着变化。

对香港而言，这种变化是比较难接受的，他们不得不面对内地在经济上崛起而香港在沦落的事实，但又不甘心面对。这就必然造成一种拧巴的心态，是落魄的八旗子弟饿着肚子也要养只鸟，跟孔乙己沦落到泥土中也要坚持穿长衫的那种拧巴。

香港近年来经常闹幺蛾子，跟这种在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拧巴是分不开的。

在网上看到一段台湾政论节目的讨论，其中有个嘉宾三观还比较正，在讨论中从这个方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香港人总体上其实素质并不高，但历史的原因，香港人总觉得高人一等；什么时候等到香港人认识到并且能够接受，内地人的确比他们高级，他们的心态才会变平和。

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李国章也在媒体上公开说过，香港有些学生之所以闹，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竞争不过内地学生。

在内地，人们对内外的心理认识变迁，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2013年秋，我在香港访问，期间在维多利亚湾遇到过一个天津去的游客，他指着对面的港岛说，这也不咋地，还不如外滩好看。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金钱不是价值观》，其中便使用过这个场景，也分析过这个场景的隐喻。

在内地，哪部分人最坏？我们都知道，最坏的就是生于50后、60后那拨的公知，这拨人整天各种阴阳怪气，黑自己的民族，黑自己的国家，恨父母没有给他们一张白皮。

如果要挖掘他们这种变态心理的深层动因，无疑就是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留下了阴影——因贫穷而导致自卑，因自卑而自我否定，从自我否定走向对国家的否定，同时极度崇拜其他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这种卑贱，和一部分港怂的嚣张，是一体两面。

年轻一代则截然不同，尤其以90后和00后最为突出。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真实感受到日子在变好而不是变坏，因此，他们是自信的，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强烈，坚定地认为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且敢于公开表达。

这个趋势从2008年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遍布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自发发起了保护奥运火炬的运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年轻人更是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责任感。这让公知非常受伤，以至于50后的朱学勤发出了绝望的哀嚎（抛出了“天谴论”）。

后来的“帝吧出征”，到目前正在进行的“饭圈女孩怼废青”以及留学生群体在世界各个地方跟香港“蟑螂”的正面直怼，足以让我们得出结论，这的确是“天然红”的一代。

他们的自信心爆棚，跟当下香港废青的沮丧颓唐，像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

这一切都跟发展这个背景离不开。最近，有海外留学生对着搞事的“蟑螂”骂“穷逼”，虽然简单粗暴，倒也一针见血。

这个周末国家出了一个重要的文件，赋予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特殊使命，文件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任务目标。

时机耐人寻味，选择深圳也具有深意，因为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上海也顺理成章。为什么是深圳？这跟把今年以及以后的金鸡百花奖都放在厦门，且跟对面的金马奖一天举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打擂台的意味明显。

擂台打赢了，话语权中心的转移就有了基础。

我说过“金钱不是价值观”，至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发展了也好有钱了也好，其本身都无法构成具备道德感召力的价值，不足以支持我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取胜。就好比今天自信的年轻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自信，但他们将来会形成何种主流的价值观，还不好说。

但发展是这一切的基础，没有发展，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特地强调一下问题的这个侧面。（李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