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即将发生战争前瞻：双方互删朋友圈我们闻到了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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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灵敏的人可能会聚焦于中美即将发生战争这个话题上。而这两天的接二连三的大事件，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两个大国互删朋友圈的节奏，引发了大家持续不断的坏联想。而最坏的打算莫过于采取硝烟行动，而我们似乎又闻到了火药味。详情分析事下：

7月24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这件事是对7月21日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一事的回应。

不仅如此，央视还很刚地架起了摄像机，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进行高清现场直播，让全国人民可以看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是如何焚烧机密文件的。

数千万网友正如武汉抗疫时观看火神山医院直播一样，在线观看成都总领事馆的关闭过程。

中国的应对措施，是符合经典的博弈论最佳对策。

大家都知道博弈论有个著名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体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在单轮博弈条件下，两个囚徒很难选择合作，但是多轮博弈情况就有所不同，存在一个最佳策略能够获得较佳收益。

这个策略很简单，首先追求合作，但是如果对方选择背叛，则采用对等措施反制，将其逼回合作路径。这一策略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孔子所论述过。

《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世界最早的博弈论大师孔子

然而，“以直报怨”的策略仍然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方仍然是以理性的利益作为衡量目标，如果博弈对手打破这一前提，那么以直报怨就未必能迫使对方重回合作的轨道。

现在的美国，很明显就不再是一个理性的利益计算者。

1962年印度在中国边境挑衅的时候，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想了十天十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毛泽东说这句话，源自中印较为友好的过往。尼赫鲁是第一批承认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并且他还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54年，尼赫鲁还和周总理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第二年，尼赫鲁又协同中国一起参加了亚非会议。这让世界上形成了一股反帝、反霸权的重要力量。

按理说，印度是中国的老朋友，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挑衅？这是毛泽东想破脑袋也没想通的地方。

毛泽东将印方小口蚕食的“前进政策”形容成赖皮战术，提出了16字对印方针：“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以此来反蚕食。应该说，此时毛泽东仍然将对方看做一个理性的利益计算者，采用的正是对等反击，武装威慑的策略。

但是没想到，印方将中国的克制当做退让，步步紧逼，让毛泽东大为困惑，说出了“想不通”那句话。毛泽东做出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这场战争狠狠地打痛了印度，印度国父尼赫鲁为此黯然下台，中印边境平静了几十年。

美国和印度的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都实行源自英国的所谓民主制度，行为逻辑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西式民主的终结》中提到过，民主制度源自部落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存在如下两大基本特征：

一、部落性（利己性）

民主制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选区。选区就如同部落，每个选区内部的人们基于某种地域、文化、信仰、民族、种族结成共同体，也就是“我们”。选举代表作为其利益代言人，其作用就是为了这个共同体的利益而战。美国存在县议会、州议会、联邦议会，所谓民主国家，正是如同马赛克一样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选区层层累加形成的。

二、掠夺性（损他性）

掠夺性与部落性紧密相连。既然同一个部落内部要维护共同的利益，如果只是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切分利益蛋糕的话，无论怎么分，总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最终造成内部的纷争。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从外部获取利益蛋糕，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原始社会时，军事首领带领部落进行对外战争，其实质就是从其他部落那里掠夺利益，然后在部落内部瓜分战利品。现代的民主制虽然不再赤裸裸地用武力进行掠夺，可以通过资本、技术、文化方面的优势，剥削外部的利益。

民主政治的关键，正是将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通过损坏外部其他人的利益，来满足小部分自己人的利益。

在部落中的人类看来，从部落外部掠夺财富，在部落内较为公平的分配，是天经地义的。至于部落之外那些人是死是活，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到今天，西方人都是抱着一种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思维，经商从政以及做其他各种事情。

只有大量不同部落长期在一起定居之后，在长期博弈中逐渐认识到，任何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虽然短期内可以获利，但是最终将反噬自身，于是逐渐放弃了狭隘的部落思维，产生互利共生的天下观，正如《六韬》中所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放眼全世界，只有东亚地区的人类完成这种蜕变。基于独一无二的“天下观”，这里的人类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族融合，形成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

中国的“天下观”追求互利共生，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放眼世界，其实这才是比较独特的价值观。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把对方当做跟自己一样的思维方式，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在这方面陷入了误区，才想不明白印度挑衅的逻辑。

当时尼赫鲁之所以选择军事冒险，很大程度上是想要通过军事胜利获得的巨大威望，来压服国内反对势力，推动他的经济改革。

这种逻辑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蛮不讲理。中国在九十年代末国内改革面临巨大压力，几千万国企员工下岗，国内矛盾激化，但中国选择的是做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自行消化压力，还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顶住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攻击。

要是按照印度这种国家的逻辑，这时候就应该找个周边小国开战，用民族主义激情来化解自身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法西斯主义。

理解了印度的思维方式，再来看美国的做法，那就一目了然了。美国目前同样是面临巨大的国内矛盾，在特朗普看来，挑衅中国就是应对国内压力的不二法门。

美国的国内矛盾分成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

首先看长期，这是自里根改革之后埋下的祸根。产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中产塌陷，两极分化加剧，阶级矛盾累积，民粹力量抬头。特朗普之所以能上台，就是利用了这样的大背景，煽动民粹意志。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将中国树立为战略对手，通过与中国经济脱钩，推动产业回流，来满足其基本盘的经济主张。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经济战、贸易战、制裁等等行动，都是围绕这一逻辑。

但是在实际执行时，特朗普逐渐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他的一连串组合拳对于中国影响有限，但是把华尔街的势力基本得罪光了。他的政治班底不断调整，无论是可用的人还是可用招式，都越来越捉襟见肘。

对于华尔街，他也没法放开膀子怼到底，美国高层腐败糜烂盘根错节，他又不像维也纳失业画家那样是纯草根，可以放开了搞。早年当潇洒富豪的时候，跟这帮人不知道一起干了多少乌七八糟的事，爱泼斯坦这种大雷如果要爆，他自己也得被炸一脸血，因此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心照不宣地共同把盖子捂上。

那民粹的怒火怎么办？特朗普通过既不得罪国内金融资本，又不过分得罪中国的方式来解决，一方面货币大水漫灌，把经济数据粉饰得漂漂亮亮；另一方面跟中国打打谈谈，表面上打得刀光剑影，实际上影响有限，但是可以让底层民众满意，因此特朗普可以风光连任，安全着陆。

特朗普真是个天才，这场在钢丝绳上的权力的游戏一直玩得很好，直到新冠疫情爆发。这就是美国目前短期矛盾。

在新冠疫情中死亡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患有基础疾病，再加上这个病导致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美国这个国家本身，目前也是这个状态。

新冠病毒把特朗普吹得所有牛皮都狠狠地扯破，再踏上一万只脚。美国自二战以来，所有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加起来，恐怕都没有疫情中的死亡人数多。这么大的篓子，不全是特朗普造成的，美国自身的弊病至少占七成，但是特朗普一系列操作也难辞其咎。

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的话，这个锅一定是要他背的，不仅是他，连他整个家族都要毁掉。

我们都知道，韩国有清算前总统的光荣传统，反映了背后政治势力斗争的严酷。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通常没这么严重，但是现在的美国和当年已经大为不同。

特朗普总统，本就是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出了特朗普这样的总统，让美国传统政治精英都出了一身冷汗。他们绝对不允许再出下一个特朗普。这就好比当年罗马共和国末期，代表破产农民上台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直接被杀掉扔到台伯河中。

中产塌陷社会极化之后，不同派别已经成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再有过去轮流执政，下台服输的景象。罗马是这样，美国这个“新罗马”也是如此。

现在民主党各方面都动员起来开始造舆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直接在镜头前大谈“特朗普病毒”，就是为了将来进行政治清算造势。

因此，从特朗普个人以及家族的角度来看，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连任，造成更严重后果那都是先保住命再考虑的事了。

“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及其情妇蓬皮杜夫人的这句名言，放在特朗普身上也很合适。

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疯狂的事情，特朗普都有可能干出来。无论是军事施压中国南海，还是关闭领事馆，目的都是为了向中国碰瓷，如果真擦枪走火干起来，他就顺理成章成为战时总统，像当年罗马战时的独裁官一样总览大局，他们家族就能扛过眼前的危局。

如果美国的挑衅仅仅是出自特朗普的个人原因，那么这个局还有解，大不了陪他玩到大选之后，到时候为了经济数据，还得跟中国保持有限合作，斗而不破的状态。

但问题是，特朗普的挑衅更多得到了整个精英层的集体认可。

自从2010年之后，美国政治精英总体上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接触遏制，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的战略，变成了将中国看做一个对等的战略对手，进行全方面遏制。

他们认识到，与前苏联相比，中国这个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上更强大，外交上更老练，意识形态上更灵活，在制度上完全融入了国际体系，因此是美国跨越所有领域，并关乎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包括军事/安全、外交、经济/商业、意识形态、价值观、媒体、文化软实力、治理理念、公共外交、间谍活动、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包括在印太地区、国际机构、全球治理范围内，中国与美国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内争夺优势和影响力，尽管不是全都构成零和博弈，但已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各种碰瓷中国，美国政治精英总体上都是配合他的方针。虽然是遏制，美国一直采用比较从容且相对温和的措施，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存在一系列弱点，是可以被美国打败的。

这些弱点包括：人口规模大、老龄化、性别失衡；僵化的一党制国家政治制度；国家主导的财政增长、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僵化的教育体系；收入高度不平等；对民间团体、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实行镇压，对西藏和新疆严厉控制；媒体受到管制；高度腐败，资本外流；工业产能过剩，企业和地方债务激增，经济增长放缓，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房地产泡沫和过度建设，环境恶化。中国在军事上并不是美国的全球对手，只要美日同盟存在，美国就不可能被排除在西太平洋之外。

新冠疫情成为事情的转折点，原本他们甚至期待这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让中国走向崩溃。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是全球应对疫情最好的国家，而美国表现最糟，其中体现了中国的动员能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强大的工业基础，相对健康的经济体系，而美国的表现则几乎一无是处。

这是一场皇帝的新衣式的考验，全世界所有人只要心智还正常，对中美的评估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来强大而自信的美国发现自己在裸泳，中国已经成长为不可战胜的对手。

摆在美国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要么接受现实，亲眼目睹如何美国被中国迅速反超，霸权如何崩溃。

二、要么趁着存量仍然比中国更强的事实，掀桌子把中国彻底摆平，消除隐患。

如果没有疫情导致中美地位戏剧性地急剧变化，美国的衰落成为延续三十年的长期过程，那么第一种情况是大概率出现的。那时候，冷战这一代人都已经故去，主流人群是目睹中国繁荣昌盛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心理上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转变。以美国的地缘优势，大不了回到门罗主义时代，虽然不是全球霸主，美国仍然成为主宰美洲的地区大国。

但是这个过程来的太快了，冷战中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脑海里还是美国战胜苏联成为全球霸主的一幕，中国一个穷鬼打工仔居然爬到自己头上，这是说什么也忍不了的。

更何况，中国的人种、政治制度、价值观乃至宗教都是与美国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完全异质的文明，文明最深层维持自身生存的欲望被激发出来。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对于异质文明的态度如何？他们可以毫不眨眼地杀死数千万印第安人，把非洲人当做骡马一般使唤甚至虐待杀害，就是因为他们和自己不一样。

美国小学生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把中国人都杀光，那么就不用还债了。不要说这是小孩童言无忌，中国的小孩无论如何说不出这种话。这就是长期文化熏陶的结果。

如果特朗普为了一己私利，将中美关系拖向迅速恶化的深渊，那么后续发展将远远超过使他连任，也将远远超出他的控制范围。正如德国在发动一战前，他们根本没想到这是一场世界大战，还乐观地估计在三个月内就会结束战斗，回国过圣诞节。

东方文明的核心在于求同存异，而西方文明源于一神教，不吝以最暴烈的手段来对待异端，同时他们也担心其他人对自己采用同样的做法对待自己。因此一旦敌意很产生，容易激发猜忌螺旋，在生存的恐惧之下，迅速将双方拖入毁灭性战争中。

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根本不是什么宇宙社会学，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现实法则，尤其是适用于西方文明的铁律。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中，罗马怕迦太基复起后报复自己，不仅烧毁迦太基城，把所有迦太基人都杀光，而且在这片土地上撒盐，以免这片土地上还能产生新的势力。

主持这件事的小西庇阿痛哭道：“布匿雄国，昔日富甲天下，船行诸海，兵锋横扫无可抵挡。纵国陷危难，妇孺儿童亦不失国士之风。然终不免亡国灭种。……今日吾灭布匿，来日何人灭吾祖国罗马？”

中美之间的状态，就是已经来到了黑暗森林的边缘，如果中国失败，为了防止中国复起再危害到西方霸权，他们肯定会做出类似迦太基撒盐的绝户之举。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有可能发生在不久的未来。

中美共同体（Chimerica）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撰文指出，中美两国正在走向“黑暗森林”。只不过在他的语境中，执意将中美导入这一困境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尼尔·弗格森

世界经济经历了全球化的四十年，人们陷入太久的和平，迷失了对现实世界残酷性的警觉，对迫在眉睫的灾难缺乏起码的认知。

距今110年前的1910年，当时英国有一本名为《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畅销书，这本书的观点浓缩为这么一段话：

由于全球化，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战争行为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即使对于胜利国来说也得不偿失，因为通过战争掠夺的有限战利品和领土，远远无法抵消商贸信用的毁灭。

换句话说，全球化抑制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这本书造成一时间伦敦纸贵，售出了近200万册，并被翻译成15种以上的语言。澳大利亚总理称其为“一本光彩夺目的书，怀着对文明人未来的最光明的承诺”；英国防务委员会主席埃舍尔勋爵（Lord Esher）看过这本书后也认为，“战争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不可能。”

“一战”前的欧洲大陆跟21世纪初的世界十分相像，一片繁荣和歌舞升平，电话、蒸汽轮船、火车等工具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在1913年，英国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8%，德国也有16%

要知道今天全球GDP第一的美国，这一数字也只有19%。

全球化让各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孤岛。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这样描述“一战”前的世界：“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喝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球的各种产品，同时，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投资全球各地的新企业……可以立刻乘坐舒适又廉价的交通工具，去任何国家或地区。”

在这本书的描述中，普通民众反对战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总是充当炮灰；资本家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破坏他们的生意和舒适生活；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更应该反对战争，根据这本书作者诺曼·安吉尔的论证，战争对国家来说是得不偿失的。这种理性思考的框架里，怎么会有人想着去打仗呢？

当时大部分精英阶层都被安吉尔说服了。《经济学人》杂志在战争爆发一年前发了一篇社论，标题叫作“文明世界中不可能发生战争”。文章用肯定的口吻写道：“近年来，我们与德国之间强大的商业利益纽带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将德国从我们可能的敌人中排除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充满幻觉和天真的唯物主义。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让诺曼·安吉尔声名扫地，毕竟这场造成空前破坏的战争既证伪了他的观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他的观点。“一战”直接造成3000万人伤亡，并间接引发了1918年大流感，包括战胜国在内的参战国损失惨重（美国除外）。

总体上看，安吉尔的“即使对胜利者，战争也是得不偿失”的观点是对的。

因此，诺曼·安吉尔在“一战”结束后继续宣扬他的理论，并加入英国工党参选议员，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大国之间的关系缓和。到1930年，《大幻觉》已出版到了第六版，安吉尔继续受到全球成千上万读者的追捧。

1934年，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仅仅5年后，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安吉尔的脸被现实打得啪啪响。

在很容易陷入非理性的人类面前，“全球化让战争性价比太差”这种理性思考，就跟“熬夜有害健康”这种论点一样：

人们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没人会遵循它来行事。

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4月的文章《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中，含蓄地指出全球化是过去40年精英们营造出来的骗局，而“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对全球化的敌意日益浓厚，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还顽强地认为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其实还是沉浸在精英叙事的逻辑中，并认为未来精英可以说服民众。

但这往往忽略了一个现实：精英可以引导民众，但民众同样可以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过来引导精英，最终两者相互加强，把国家导向未知的方向。

1914年，英国和德国宣战当夜，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望着白厅的灯光说道：

整个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

一百年后，我们可能要亲身目睹世界的灯光熄灭的过程。（来源：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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