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个虚伪概念吗它曾被革命和改良哄抢为什么？

1902年前后，梁启超刚刚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大意是华夏族，以长城以内中原地带的汉族为主。中华者也，中央之地所居之华族也。而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高层，立刻要面对一个问题：满洲人属不属于中华民族？旗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大问题，关涉权力、疆域、身份认同、民族统合与国家转型。

“中华民族”这个词，从一出现，即成为官方和反对派竞相阐释的热词。1907年，恒钧、乌泽声等留学日本的满蒙旗人，在日本创办《大同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事实上，满汉两方均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概念，谁阐释这个词，就掌握了主动权。中国在现代转型中，从多元民族到一体的转变，即从这里开始。

满洲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即意味着统治缺乏认受性(暂不用“合法性”这个词)，是一个外来政权。如果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那么势必要拆除种族隔离的藩篱。清廷选择了后一种，这就是立宪运动中“五族一体”被清廷接受，成为官方的族群政策的原因。这一态度后来体现在清帝的退位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廷在此刻，必须收起“量中华之物力”那种自外于中国的傲慢态度。清廷入关以来，从来未曾使用过“华"或者“夏”来自称，认为那是汉人的专属。此刻则必须用弥合满汉矛盾、阐释中华民族的方式，来应对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诘难，即是说“满洲人并非鞑虏，而是中华”，用以消解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动员，这次关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交手，可说是近代中国国族意识诞生之始。

五色旗，红、黄、蓝、白、黑分别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因刺杀满洲王公被捕，在监狱中，肃亲王善耆告诉汪精卫说，他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民报》鼓吹的“三民主义”太狭隘了，建议改为“五族大同”。

这恰恰是前述旗人主办的《大同报》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是清廷高层还是革命党，都在思考中央王朝如何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问题。

《大同报》

“五族共和”来之不易。以前是满人排汉，汉人排满。现在双方有一个共同的词汇叫“五族一体”，清廷高层的满洲人也认为满洲人属于中华，但中华要由满洲人来统治，易言之，中国是满洲人的中国，方案是立宪。革命派好不容易认为满洲人属于中华，但满洲人要下台，易言之，中国是汉人的中国，方案是革命。所以种族问题并不简单是种族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以为，清廷的覆亡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从未真正意识到种族隔离其实是个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种族问题。从百日维新到预备立宪的将近十年间，清廷一直在试图修复满汉关系，即使在修复过程中伴随着继续伤害。清廷没有意识到，革命党的“排满革命”因为“五族一体”的提出，已经变成“国民革命”。清廷接受了五族一体去化解革命，但接受之后，革命却骤然升级了。统治者从来都是慢半拍，形势总是比人强。

从立宪转为革命，表面看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不同进路，然而这不同进路意味着，中国人的效忠对象从“满洲”变为“中国”。尤其是民国肇建之后，传统的中央王朝摇身一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继承了清廷的法统，“中国”从一个文明概念转变为一个地域国家概念。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实体国家的国号叫做“中国”。帝国在过去是一统垂裳的文明体，而从此成为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南京谒明孝陵，祭奠朱元璋。这无疑使得辛亥革命带有改朝换代的意味，甚至是反清复明的意味。孙中山奠都金陵，或许就有北伐异族、向朱元璋致敬的因素，这当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明证。1912年1月17日清廷朝会中，文武百官、王公大臣均同意和平退位，唯有蒙古王公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反对，表示要抵抗到底。其理由即是，担心俄国会挑唆蒙古独立。

孙中山率众谒明孝陵

蒙古、西藏两个地方，清廷没有像中国内地那样敷之以行省制度，而是利用藏传佛教的体制以及理藩院来管治，过去称之为“以教统政”。拉萨和日喀则有两位大活佛，漠北蒙古有哲布尊丹巴活佛，漠南蒙古有章嘉呼图克图，藏传佛教地区，就是这四位大活佛的领地。活佛们与清朝皇帝的关系是“供施关系”，不是严格意义上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

从唐蕃关系去看，帝国的概念里没有边界。从晚清至民国处于现代性转型的初期，刚刚明白国家疆域、边界这个东西，问题就接踵而来。清廷在割地赔款的时候不太心疼，我也以为与清廷对中原的土地不上心有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里面的那个“中华”，就是汉人的中原。于是，早先当权的满洲人不拿汉人土地当回事，后来汉人政权不拿满洲人当自己人。

西藏和蒙古过去是与清廷及皇室连结的，不管是供施还是效忠，至少在形式上连结是紧密的。现在清朝王室享受“外国君主”之待遇，连结被中断了，那如何向并不支持藏传佛教的革命党人、向以汉人官僚为主的北洋政权表达与北京的新关系呢？拉萨方面选择了回避，后来采取了更激进的做法。

再来看满洲人，既是辛亥革命的牺牲品，亦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武昌那第一枪打响后，叫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杀戮满官旗人”。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在武昌城内屠杀四大满姓家族。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里说，被抓到的满人，会要求他们读“666”这个数字，如果读不出L的音，就会被视为满人，从而难逃厄运。武昌士绅联名向军政府上书要求禁止部队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被拒绝。

在大部分八旗驻防城市，都发生了针对满人的大屠杀。

革命军用各种检测标准去判断被抓住的人是否是满人，比如是否有北京官话口音(普通话的英文mandarin，即“满大人的话”)，女性是否天足(满洲女性不裏脚)，姓氏是否满姓等，以至于有很多满洲女性开始缠足，并且改穿汉人服饰，这个时候也兴起了满姓改汉姓的风潮。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激进的革命党人表示，对满洲人过于宽容了。

从民族主义的理路去看辛亥革命，满洲人为应对革命，主动宣示自身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而革命后的汉人政权，即便在文宣上鼓吹“五族共和”，但始终没有真正地去实现民族之间的大和解。温宗尧、伍廷芳等人在南北会谈时为了回应外国人的质疑，曾经发出一封英文公开信，表示要保证皇室及所有满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但事实上并未做到。

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党人急于要求清帝退位，故而在退位协议中满足了清廷相当多的要价。比如保留皇帝称号，继续住在紫禁城，共和政府负责光绪陵墓的修建等。在字斟句酌的南北议和条文中，袁世凯在未经南方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增加了一个附加条件，隆裕太后“全权委托”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袁氏作为南北之间的中介人，最终成为民国第一位实任总统。

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于是，南方革命政府以岁入1%的代价，避免了军事对抗和夜长梦多的外部干涉，同时又允诺为旗人继续发俸，只不过是为了清帝早日退位。这种小代价换取的革命成果，更像是一场改良运动。此后，逊帝居于故宫，周边游走各类前朝旧宦以及宗社党人，也埋下了复辟的种子。虽然隆裕太后不断向共和政府表示，保皇派的活动与皇帝本人无关，但后来张勋、康有为的复辟则破坏了清室和共和政府之间脆弱的信任。

此外，在共和政府里，满人遭受各种排挤，社会上到处都是对满人的仇视。1912年的两院制国会862位议员，只有三位名字像满人。虽说是“五族共和”，但其实除了清室备受关注之外，普通满人的权利很难得到保护。一些地方当局需要用布告的形式禁止公众歧视满人。满人的民族认同感不断被侵蚀，但越是如此，反弹也就越强烈。民族的认同与不断建构，往往建立在民族压迫当中。在言论自由的北京，呼吁复辟的声音自然此起彼伏。

张勋复辟使得双方之间的优待协议从逻辑上失效，共和政府的许多人要求取消优待条件，以惩罚清室。这件事还在胶着之中的时候，1922年冬天宣统皇帝大婚，整个北京城龙旗飘扬，几位国会议员异常愤怒。冯玉祥进入北京两周后，强加给清室一套新的优待条款，比如永远放弃皇帝头衔，一次性付清200万元，接管公有财产等，清室被立即赶出故宫。唐绍仪和胡适对冯玉祥这一做法也很愤怒，因为未经谈判，在程序上是不正义的。

溥仪被驱逐出宫，电影《末代皇帝》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接下来的东陵事件令清室和满人彻底对共和政府失去了信心，而承诺的旗人饷银早已停发。这两件事表明，不管是清室还是普通满人，满人以后都要靠自己了。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更认为满人事务是北洋留下的旧问题，只有更加漠视。这时候，日本人趁虚而入，并且获得清室一部分人的认可，这就不难理解了。保皇派领袖、清室成员溥伟，在沈阳喊出了“满人治满”的口号。

1907年东三省开放为行省，汉人官员徐世昌为第一任总督，东北解禁。五族共和之后，由于满人散落在各地，并不像蒙、藏各族有自己的地盘，因而没有自己的自治区域，蒙古八旗可以退回蒙古，可是满人无法退回龙兴之地，只能依赖外力。东三省恢复满文满语，对满人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等到溥仪秘密到了长春的时候，一个在东北亚的小帝国已经在酝酿之中。（作者：贾葭；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