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一）“大清洗”的导火索（1）西班牙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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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真相大白

说基洛夫案并非大清洗的直接起因，并不是说它跟大清洗无关。相反，二者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因果关系。只是说，“大清洗”的发生，还有比基洛夫案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诱因。

在经过了1935年和1936年相对平静的时光，在1936年的年底和1937年的上半年，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迫使斯大林改变对内部反对派的温和作风，发动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处决”，将六十多万人送上刑场。

这三件大事依次是：

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5月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被发现。

这三件事对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斯大林而言，每一件都比基洛夫遇刺更有冲击力。在对个人感情上的伤害，基洛夫案确实很大。但斯大林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在绝大多数时刻还是服从政治理性的支配。

先说西班牙内战。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规模预演。

1936年2月，由西班牙左翼政治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人民阵线”包括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等多个政治派别。

结果，没几个月，1936年7月，右派军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联合法西斯主义政党——长枪党和保皇党发动叛乱，各地右翼分子和军队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半个西班牙。西班牙遂陷入内战。

最后的结果，是1939年4月，左翼民选政府被推翻，弗朗哥建立了军事独裁。有六十多万人死于战场，平民伤亡则难以统计。

西班牙内战结束于“大清洗”之后。不过，到1937年6月，叛军占据了北部工业重镇毕尔巴鄂。把工业最发达的北部地区丢了之后，左翼政府就一直在内战中处于下风，再也没有翻过身。基本上，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在支援外国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斯大林一直比较保守。他努力跟西方发达国家搞好关系，说服它们：苏联已经不再“输出革命”了，只想埋头把本国经济搞好。以此减轻它们对苏联的敌视情绪。这有助于赢得更长的和平建设时间，也有助于跟发达国家做生意赚钱并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

但参与西班牙内战不一样，它不是“输出革命”——左翼政府通过和平选举上台，英法美也都承认其合法性，右翼军人处于叛乱的一方。而且，西班牙位于德国和法国的后方，如果有一个亲苏联的左翼政府存在，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显然是有利的。这样，在支援西班牙政府方面，斯大林就比较上心。

应人民阵线政府的请求，苏联向西班牙派出了两三千名军事顾问，又提供了许多武器。尽管没有直接派兵，但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全世界共产党发出呼吁，招募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去支持左翼政府。世界六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主动奔赴西班牙，其中有一百多名中国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海明威、智利诗人聂努达都加入了这支国际主义志愿军。国际纵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全球性志愿者组成的军队，他们并肩为一个并非自己祖国的国家而战，彰显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则全力支持佛朗哥，且支持力度比苏联大得多。不仅提供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支持，还派出陆军和空军直接参战。

1937年4月26日，德国飞机对左翼政府控制范围内的小镇格尔尼卡进行狂轰滥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不设防的城镇进行大规模轰炸，实际上是针对平民的一次大屠杀，造成了超过五千平民死亡。著名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反应的这次大屠杀。

而传统殖民列强——英国、法国、美国等则宣布“中立”。他们乐得围观苏联和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隔空对战。

西班牙内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种新兴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激烈交战的战场。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政治核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试图通过自身积累来推动工业化，从而消灭阶级剥削并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法西斯主义则坚决反对公有制，而是跟大地主大资本家联合，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来镇压工农反抗；同时，宣扬极端民族主义，通过鼓吹种族优越性来动员底层老百姓参加对外战争，把国内阶级斗争的视线转移到国家民族矛盾上去。它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极右翼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悠久，马克思主义在一战之前数十年就广泛传播，用于指导工人运动和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是一战以后才出现的，墨索里尼是它的创始人。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但其阶级倾向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一样，对内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则积极推动殖民扩张，主要区别只是组织形式更加集权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混乱而粗糙，是英、美、法、德等传统殖民强国的大资产阶级为了扑灭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人民反抗“临阵磨枪”搞出来的一个怪物。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夺取政权的过程，都得到了来自英美的纵容乃至资金方面的支持。

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很清楚，彼此不可能兼容，也不可能长期共存，总有一天一定要打个你死我活的。但是，德国和苏联都是一战实际上的利益受害方，又存在联合起来对抗一战战胜国的地缘政治需求。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苏联和德国的关系其实还可以：苏联帮助德国绕开一些战后秩序的限制，比如帮忙培训飞行员等等；而德国则向苏联输出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

西班牙内战，让双方公开撕破了脸，成为两种体制的斗争从“冷战”变“热战”的起点，

西班牙内战为资本主义殖民列强颠覆苏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就是：找到一个赞同法西斯主义的将军，让他发动国内军事政变，联合国内政治反对派，挑起内战。然后，外国势力介入干涉，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直接派兵，里应外合推翻颠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无论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还是他们国际国内的敌人，都看到了这一点。

西班牙左翼政府在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阵线”内部派系斗争消耗极大。在人民阵线内部，西班牙共产党服从苏联的指示，社会党左翼则有不少托洛茨基的信徒，想建立托洛茨基构想的“社会共和制”，工人党则想让工会执政，此外还有一些其它派别。

“人民阵线”内部的斗争中，一条很重要的主线，是斯大林路线和托洛茨基路线的斗争。

斯大林主张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此不惜暂时放弃社会主义纲领。他在1936年12月给人民阵线政府总理的信中说：

“应该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到政府方面来，或者至少使他们能够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要保护他们免遭没收，并尽可能保证贸易自由。否则这些人就会追随法西斯分子。”（《全集》，127页）

西班牙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内战中放弃资本国有化和土地集体化的政治主张，也反对工会专制，主张跟资产阶级中间派联合起来抵抗“极右翼”叛军。社会党的右翼也赞成这一点。这样，西班牙共产党就成了人民阵线内部的“右派”，在苏联的支持下，跟资产阶级中间派结成同盟，在执政联盟中占据了多数派的地位。

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的“统一战线”主张，跟他一贯喜欢“以妥协求团结”的思路很一致。

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应该按照十月革命和苏联内战的模式，工人阶级完全夺权，没收私有企业，把西班牙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红色政权去对抗法西斯军队。人民阵线内部的托洛茨基分子——俗称“托派”，推动了社会党左翼、工人党、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要求一边打内战一边推进“革命”。这一派别声称：“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

这一派是人民阵线内部的“左派少数派”。

在极右翼叛军不断攻城略地的同时，人民阵线内部的“统一战线派”和“左派少数派”还在不断进行着几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连一支能一致行动的军队都组织不起来。1936年夏天，叛军包围了重镇马拉加，这里是通往首都马德里的门户。围城之际，两派还在手持武器在城中对峙。当意大利干涉军乘船前往马拉加时，停靠在卡塔赫纳港口的共和国舰队对此毫无反应。结果就是1937年2月8日，马拉加陷落。

左右双方的矛盾没有因此而和解，反而更加激烈。1937年5月，在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发生了令斯大林震惊的“五月事件”。这里爆发了试图推翻人民阵线政府的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绝大部分城区，后来是被从外地派过来的政府军镇压。“五月事件”造成了约一千人伤亡，在人民阵线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分裂。

“五月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统一战线派”和“左派少数派”的立场谁对谁错？有很多争议。作者对西班牙内战了解不深，这里也不做结论。但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认为：它是托洛茨基分子和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法西斯间谍挑起的。

斯大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结论。在“五月事件”爆发之前，1936年12月，潜入“左派少数派”的苏联间谍就通报说，反对派正准备在巴塞罗那发动叛乱。1937年初，他又收到了来自苏联内务部驻德国情况机构发回来的报告：德国间谍渗透进入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巴塞罗那的队伍中，并准备在近期发动叛乱。（《战略与命运》，661页）没过多久，暴乱就真的发生了。

在整个西班牙内战过程中，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奸叛徒层出不穷，还为此诞生了一个特有名词——“第五纵队”。它是叛军于1936年10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时候发明的。叛军将领声称，有四个纵队去打马德里，而还有一个“第五纵队”隐藏在马德里，可能会比外边的军队更先夺取首都。从此以后，“第五纵队”就成了指代革命队伍里边的奸细的专用名词。

斯大林从西班牙内战得到的启示就是：如果苏联政府不能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不能清除政治反对派，尤其是托洛茨基分子，那么，他们就会跟法西斯势力结盟，并煽动某个将军发动军事政变，采用“西班牙模式”来颠覆苏维埃政权。

1937年6月2日，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警告，称敌人“想把苏联搞成第二个西班牙。”（《命运与战略》，662页）而此时距离大清洗开始只有一个月，这次讲话是他下定决心发动大清洗的直接信号。

对西班牙内战与“大清洗”的关系，莫洛托夫也说：“我们幸亏有个1937年，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密谈录》，401页）。”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西班牙内战在苏联重演的威胁显得非常现实且迫在眉睫。

1936年11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四个月，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政权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反苏的基础上结成军事联盟。这就是摆明了准备东西夹攻、联合进攻苏联。这在地缘上是对苏联国家安全极为严重的威胁，苏联面临着在相隔数千公里的战线上两面作战的危险。

在西班牙内战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之前，斯大林对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还抱有一点幻想，就是希望英法先跟德国发生冲突。希特勒掌权之后，要突破《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种种限制，首先是在靠近法国的方向动手——1936年2月，希特勒突然下令德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这里是德法边界处属于德国的地区，一战后被规定为“非军事区”，德国不得在这里驻军。斯大林认为英法可能会对此有激烈反应，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希望法西斯和英法闹的越凶越好。

没想到是，英法竟然完全纵容这种事情发生。接下来又发生了西班牙内战，让苏联被迫跟德国交恶。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英国、法国、美国纷纷宣布“中立”。显然，如果德日法西斯进攻苏联，苏联很可能被迫孤军奋战，其它强国不会伸出援手。

如果发生这种最糟糕的情况，那么，苏联政权可以说就是命悬一线。俄罗斯帝国历史上，从未面临过如此危险的局面：首先是德国和日本从未结成过同盟，其次是英法从来不会对德国（或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冲突袖手旁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列强不共戴天的敌人。阶级利益让列强们超越了地缘政治的考虑，达成了空前的联合。

振兴俄罗斯、振兴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一生事业的全部，他把这两件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要重要的多。为了保证俄罗斯民族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以免战争爆发前后发生内部叛乱。

在斯大林看来，国内反对派的活动，经过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多年经营，规模已经相当大，一直在试图通过暴力方式来夺取政权，还犯下了杀害基洛夫的罪行。托洛茨基跟德国法西斯的协议，也已经暴露。这种里应外合的奸细集团，当然必须要彻底消灭——这种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存在争议。但我们知道，斯大林在主观上确实持这种看法。

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明确了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定性。他说：

“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象以前的，比如说，7—8 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因此，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 8 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话动的。”（《斯大林全集》，第14卷，135页）

这段话解释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态度改变的原因。同时，它也间接解释了斯大林在1929年决定放走托洛茨基，让他离开苏联的原因。他说：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正大光明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 7—8 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冶派别。” （《斯大林全集》，第14卷，135页）

1929年，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定性是“反列宁主义的党内政治派别领导人”。对这种政治反对派，他的态度就是通过党内斗争来予以压制。有违反党纪的，就按照党的纪律来处理。党的纪律处理也解决不了的严重问题（比如煽动街头暴乱），必须用法律手段的，也尽量避免过度严厉的刑罚。因此，他放了托洛茨基一马，也宽容了那些愿意悔过的反对派。

而现在——1937年，根据基洛夫案的调查发现、莫斯科大审判的结论、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情报以及其它信息，他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从公开的、诚实的政治反对派变成了秘密活动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直接威胁着俄罗斯国家和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正是这个关键的判断，让他决心不再手下留情。（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