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中央对邓力群和邓小平的路线斗争是清醒的

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中总是包含着哲学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至战争的交互发生和发展。只要人类生存着，哲学斗争就存在着。只要有对立的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至战争就会随时发生和发展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着国际敌对势力的长期渗透，分别以邓力群与邓小平所主导的政治经济斗争的言论和行为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今天的局面也必然是包含在政治经济斗争中的哲学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过程和结果。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出席邓力群遗体告别仪式说明：中央是清醒的。

附：邓力群和邓小平的激烈交锋后是如何被赶下台的？

邓力群同志生平

邓力群和邓小平的激烈交锋后是如何被赶下台的？

作者：忠诚的骆驼

什么是社会主义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章说：“‘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恰逢这一年，柏林墙倒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几代中国人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共产党解散。

邓小平上海谈话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

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

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针锋相对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领军人物的分量。

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倾思想，得罪了邓小平，邓小平使出了一贯的伎俩，结果使邓力群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终于拔除了眼中钉、肉中刺，悻悻然地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

《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

《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邓力群又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邓力群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形势变化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邓力群的思想在党内引起很大反响。邓小平有些气急败坏，先是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邓小平出手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邓小平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力群被迫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从此开始了一次特色资本主义的洋跃进，从而一发而不可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邓力群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邓力群同志，原名邓声喈，1915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青少年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29年至1931年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31年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中，被推选为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带头参加“一二·一六”大游行，参加南下宣传团。1935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委会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东城区委干事等职。这一时期，他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北平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

1937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邓力群同志奔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1938年5月，被选派到延安马列学院，先后担任学院教务处处长、院党总支副书记。1941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44年7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材料室主任、研究员。其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东北形势需要，中央选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邓力群同志也被选派前往。1946年2月，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年4月，任中共榆树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走屯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清匪除霸，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当地人民支前参军热情，为保证前线战斗的胜利、巩固南满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1948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在张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东北农村合作社组织大纲》等文件，为推动东北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基层政权作出了贡献。

1949年7月，邓力群同志随刘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不久，任中共中央在新疆三区的联络员，奔赴新疆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方奔走，促成了陶峙岳和包尔汉的和平起义，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他组织各族群众积极筹备粮食被服、解决交通问题，为解放军顺利进疆和稳定新疆局势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青委书记，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新疆的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1952年10月至1958年4月，邓力群同志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办、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1958年6月任红旗杂志社常务编委、秘书长，1959年6月至1966年5月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为党中央机关刊的成功创办和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1955年，参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1959年起，参加整理毛泽东同志部分重要讲话、谈话和批示，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了大量心血。1961年，参加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广州调查，参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负责《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改完善。参与起草《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报告》、《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中央文件，为调整国民经济，克服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

1965年9月，邓力群同志到广西桂林参加“四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1969年秋，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坚守理想信念，坚持读书思考，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历史、文化书籍。

1975年7月，邓力群同志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为负责人之一。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承担代表国务院管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职责。同年7月至9月，邓力群同志参加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这三个文件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主张和全面整顿的工作路线，被“四人帮”称为“三株大毒草”，诬陷为“右倾翻案风”的纲领，邓力群同志因此多次受到批判，并在事实上被停止了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邓力群同志于1977年6月担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他积极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提出必须在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观点，对破除当时的思想禁锢、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7年11月至1982年5月，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其间，1978年9月起任院党委常委、党组副书记。1980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他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积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为恢复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发展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领导干部，邓力群同志积极投身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撰写文章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观点，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9年1月至1982年4月，邓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分管中央文件起草和调查研究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决策提供了正确政治服务。在拨乱反正中，他多次发表理论文章，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调整整顿、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农村改革中，他积极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领导起草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倡导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动我国农村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1年1月至1987年9月，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参与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82年4月至1985年7月，邓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这一时期，随着对历史经验的深入总结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探索，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发展道路作出了高度概括，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邓力群同志积极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组织选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参与选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的宣传和学习工作，组织理论研究部门开展研究，撰写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理论文章。组织选编《陈云文选》。他积极宣传党的基本路线。他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组织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推动形成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潮，有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

1983年10月至1987年夏，邓力群同志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整党工作。1990年以后，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主持编撰《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邓力群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邓力群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了全部精力。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终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奋斗。他遵守纪律，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力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邓力群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