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一句毛选的莫迪赢了，不读毛选的印共（马）输了

印度2019年大选眼下正如火如荼，但悬念不大。印度民调显示，现任总理莫迪率领下的印度人民党（BJP）及其领导的政党联盟（NDA，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几乎必然赢得本次大选。

 

今日印度（India Today）搜集了大选前莫迪政绩的民调：“非常出色（Outstanding）”占20%，“好（Good）”占41%，大多数印度民众对莫迪上台以来的政绩持正面评价。

 

几家欢乐几家愁，印度政坛左翼势力近几年来以瞎子可见的速度衰微，与莫迪和人民党的发展声势形成鲜明对照。典型例子就是印度国大党丢掉了传统第一大党的地位，以其为首的联合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UPA）甚至很难对人民党和NDA形成有力牵制。

 

国大党虽然衰弱，至少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但印度共产党曾经是议会最大的反对党，近几届大选已经快刷不出存在感了。

2004年的大选，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还在印度人民院543个席位中获得了43席，加上其他左翼力量，席位总和达到了61席，是国大党和人民党之后的第三大势力，甚至可以决定哪一派上台执政。然而到了2009年，印共（马）在人民院中只剩下了16席，2014年再次下降到9席，很难再对全国政局发挥什么影响力了。

 

印共（马）在印度政坛边缘化，关键原因在于失去了老根据地——西孟加拉邦。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各个邦都有自己的邦议会选举，由获得多数的党派或政党联盟负责组阁，任命该邦的各部部长、首席部长。其中首席部长也就是各邦实际上的政府首脑，对应联邦政府的总理。印度人民院的议席，也是根据人口多寡，划分到各邦下辖的选区。

 

西孟加拉邦拥有近9千万人口，共分到42个人民院议席，是全国第三大票仓。

印共（马）自1977年起，在西孟加拉邦通过选举连续执政达34年。2004年印共（马）拿下43个全国议席，有26席来自西孟加拉邦。然而2009年印度大选，印共（马）在西孟只拿到了9席，14年更是只拿到了3席。

 

西孟加拉邦在印度的位置

 

印度的中央-地方政权架构

 

上图显示了2014年印度大选结果，莫迪的人民党大获全胜。眼下的这次大选虽然反对党总体上有一些触底反弹，但印共（马）和印共的选情仍然没什么起色。

 

过去印共（马）以西孟加拉邦为大本营长期执政，原因是这里的阶级界限比较清晰，不像其他地区那样被族群、宗教、语言等问题淹没。

西孟加拉邦在历史上一直是印度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区域，首府加尔各答是印度传统的工业中心，又是印度文化和高等教育的重镇。

庞大的农业和产业工人人口构成了票仓，大量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则为思想宣传和建立干部队伍提供了条件。印共（马）在执掌西孟的三十多年中，也确实曾经一度有力地维护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两者广泛的拥护。

 

如此看来，印共（马）就算拿不下全国政权，至少也应该守住西孟加拉邦，成为任何全国势力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的地位呢？

 

1

印共（马）的崩盘

印度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964年部分党员分裂出去另行组建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即印共（马）。这一派成立后，规模和影响很快超过了原来的印共，成为印度最大的全国性共产主义政党，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都曾长期执政。

 

印共（马）和印共都是走议会斗争路线的合法政党，此后两党又各自发生过一些分裂，组织中的激进派不断脱离组织另立新党，大多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从印共（马）分裂出的印共（马列）。这个党派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却衍生出一个至今仍然坚持武装革命路线，三天两头搞大新闻的组织——印度毛派（也称纳萨尔派）。

 

1977年印共（马）在西孟上台伊始，就把土地改革和发展农业作为首要任务，西孟加拉邦的土改包括两个部分：租佃改革与土地重分配。左翼联合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佃农行动”运动，赋予佃农永久、可继承的租赁权。另一方面，邦政府以125%溢价购买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一系列举措受到广大小农的欢迎，但和中苏对比，这个土地改革方案显然是个“半吊子工程”，既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又新制造了一批保守的小农。私有土地制度成为绝对政治正确后，迟早会打击温和土改的资金源头——工业经济。

 

至2011年1月，西孟加拉邦共有304万农民分得了113万英亩土地（约合人均2.25亩），5476个无地家庭获得土地7393.7英亩，150万佃农的租约被永久性确认。

西孟加拉邦因此成为自耕农社会——在整个印度，由小农所有的农村土地比例为43%（印度的小农标准是家庭土地少于5英亩，约合30亩、2公顷左右），而在西孟加拉邦，这一比例高达84%。

 

如果是几百年前的农业时代，这一改革可说是塑造了完美社会。但现在是工业时代了，以小农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导致西孟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动弹不得。

同时，西孟的“先进”土地政策，导致移民从更贫困的邦蜂拥而至。人口持续增加，土地越分越少，生产力的瓶颈无法突破，无论印共（马）如何在政府雇员和基层代表中增加贫民和少数民族的比例，也无法避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另一方面，农民有了土地不进城打工，西孟的城市和工业就得不到新增劳动力。在短期来看，这增加了原有工人和工会的议价权，提高了工资，但长期来看，却导致了工业停滞甚至倒退的可怕后果。

西孟加拉邦和加尔各答占印度整体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不但错过了互联网经济兴起的时机，原本的工厂和企业也逐渐开始撤资转移。面对西孟加拉邦的经济死局，既不掌握先进生产力，又不愿失去执政地位的印共（马）当局，只好作180度急转弯，以抱资本家大腿的方式来推动 “工业化”，最终导致了Nandigram事件的爆发。

 

2007年3月14日，西孟加拉邦Nandigram村的农民举行示威，抗议左翼联合政府征用一万英亩土地建设经济开发区。警方在政府授意下，出动4000名警察阻止当地农民的抗议行动，与示威人群发生冲突并开枪，导致14位农民死亡，70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在西孟加拉邦活动的印度毛派武装也对Nandigram事件表示了谴责，宣布印共（马）的行为是对人民的背叛，并警告将对负有责任的印共（马）干部发动“革命的镇压”——袭击和暗杀。

 

 

Nandigram事件为2012年印度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提供了素材，影片讲述了印度毛派共产党游击队在印度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故事，但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影片中反派的原型是另一个“共党”。

 

Nandigram事件成为了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执政根基崩盘的导火索，2009年印度大选，印共（马）在西孟获得的人民院席位从26席直降到9席。

2006年的西孟加拉邦选举，印共（马）曾拿下294个邦议会席位中的175席，超过80%；之后的2011年邦议会选举，印共（马）只剩下40席，惨败于草根国大党（也称基层国大党，和印度国大党不同，是一个以西孟加拉邦本地民族为主的地方性政党），15年更是只剩下26席。

 

虽然印度的几个议会共产党和“Communism”的关系只剩下名字，但印度的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仍然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在死人惨案天天有的印度，Nandigram事件却隔几天就被翻出来一次，恨不得天天讲，月月讲，时刻提醒印度选民：在每年上万农民因穷困自杀的印度，印共（马）执政时期警察枪杀了14个农民，必须踏上一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即使Nandigram事件没有激化为流血冲突，印共（马）的政治路线也迟早会跟着其经济政策一起走向破产。一边通过保护落后生产力来讨好底层民众，另一边又试图通过压迫民众让步来讨好资本，最终在创造出能够缓和矛盾的经济增量之前，不可避免地得罪了所有人。

 

如今的西孟加拉邦，在草根国大党的执掌下经济并无明显起色，底层民众日渐四分五裂。有的人继续紧跟草根国大党的底层民粹路线，通过打压少数派群体来保障自身利益；有的人则寄希望于人民党引进就业来改变局面。西孟加拉邦也由此成为本此大选中重要的“摇摆邦”。

 

不过，无论哪条路线，都和印共（马）的自身的宗旨纲领相悖，印共（马）在此次大选中的任务已经变成了联合国大党及地方性政党尽可能阻击莫迪的人民党，而不是为自己谋执政机会。

笔者查阅印共（马）的官方网站，只看到竞选活动的宣传，没有发现对印度未来发展提出任何成型的理论构想。印共（马）的摇摆政策既没有为自己获得稳固盟友，也没有讨好曾经的敌人，所以失败后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2

莫迪的崛起

在大多数中文文章中，莫迪总是被打上“草根”、“民粹”之类的身份标签。但事实上莫迪很早就投身政治，并以才干引起了人民党早期领导集团的关注，被作为接班人培养。而近年莫迪以铁血手段推动人民党执政，也的确没有辜负党对自己的期望。

 

古吉拉特邦和西孟加拉邦位于印度半岛的西东两侧，莫迪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和印共（马）形成了某种对照

 

2002年2月27日，一列满载印度教徒的火车在古吉拉特邦穆斯林聚居的高德拉市（Godhra）起火，58名印度教教徒乘客被烧死。

当时上任才几个月的古吉拉特邦领导人，——也就是如今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当即宣布2月28日为追悼日，并在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街道上亲自为死去的乘客送葬。

 

在公开演讲中，莫迪毫不掩饰地煽动：“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与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否则社会秩序的天平不可能维持自然平衡。”

 

 

于是，数千印度教教徒包围了艾哈迈达巴德以及古吉拉特邦其他城市中的穆斯林聚居区，之后几天，政府支持的大屠杀成了古吉拉特邦的常态：

 

攻击者对待穆斯林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令人发指，暴徒们聚在一起奸淫妇女，把煤油灌进她们以及孩子们的喉咙，然后将点燃的火柴扔向他们。凶手们将受害者家庭里的男性成员拖到火烧现场，让他们眼睁睁地望着妻儿被活活烧死，然后再将他们烧死。数百人站在一旁观看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雀跃欢呼，以此作为对高德拉火车站被烧死乘客的报复。

 

反过来说，类似的暴行同样也发生在古吉拉特邦穆斯林人数占优社区的印度教徒身上，古往今来，不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一旦政府选择以仇恨作为执政基础，并放纵暴力，结果都没什么不同。

 

根据官方数据，骚乱共造成1,044人死亡，223人失踪，2,500人受伤。死伤者中有2000多人为穆斯林， 254人是印度教徒。而所有第三方报告均估计总死亡人数在2000人以上，被低估的死亡人数主要集中于穆斯林一方，莫迪成功地为大多数选民找到了敌人。

 

莫迪为首的古吉拉特邦人民党政府显然是屠杀的策划者——印度教徒拥有选民名册，能够在混居社区中挑出穆斯林家庭；他们还能准确无误地找出穆斯林的店铺，哪怕这些店铺已经事先得到印度教朋友和邻居的预警，改用了印度教名字的招牌。

而本应维护秩序，弹压暴乱的古吉拉特邦警察，事后被指控对眼前的屠杀袖手旁观，甚至还充当暴徒帮凶，告诉凶手当地穆斯林的住址，将逃亡的穆斯林驱赶回暴徒控制的等等，并在事后的调查中拒绝收录许多穆斯林证人的证词。印度和国际人权组织曾对此次事件开展的大量调查都表明，古吉拉特邦警察曾收到指示不要干涉暴力活动。

 

事件发生后，时任印度政府总理、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发表讲话，称这次事件为“国耻”，力图淡化此次宗教冲突的政治色彩，以化解危机。而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在古吉拉特邦的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重建印度教罗摩神庙一事也被印度最高法院禁止。

 

但莫迪最终还是把罗摩庙建了起来，而且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再也没搞出什么大乱子，骚乱后的古邦保持了长久稳定，政权更是始终牢牢掌握在莫迪的人民党手中。

在政局稳定的基础上，莫迪加强了古邦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消费品进口税率，降低零部件进口税率，这些措施极大刺激了外资企业与制造业的兴起。古吉拉特邦的经济突飞猛进，被称为“印度的广东”。

莫迪本人亦曾多次到访广东，并毫不掩饰地说，古吉拉特邦就是要模仿中国的广东。

 

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任命的特别调查组（SIT）认定，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暴乱事件中没有“参与共谋” ，同时认为莫迪控制的邦政府对骚乱的处置比较得当。2013年和2014年，印度最高法院又先后驳回了起诉莫迪的请愿书和对SIT报告的异议。

 

 

上图是时任邦议员的Maya Kodnani（原为妇科医生、私立妇产医院院长），被照片证实曾在暴乱期间出现于一处街头屠杀现场，并向骚乱的印度教暴徒发放刀剑。

手机通话记录还显示，她在煽动屠杀的当天，一直与邦内政部长扎德拉菲和莫迪的首席部长办公室保持联系。2012年Maya Kodnani被法院裁定需对屠杀事件负责，并被判处28年徒刑（检方原先还提出应判处死刑），成为此次事件中获罪的人民党最高级别人物，但人民党其他大人物无事，印度的司法制度对人民党的调查只能到此为止了。

 

要获得选票，最廉价的办法就是制造敌人、撕裂社会，把多数民众绑定在自己执政集团的战车上。可以说，莫迪从一开始就看穿了现代政治的核心规则，清楚哪些事情不能明说却尽可以放手去做。

 

不管底层民众之间如何杀得血流成河，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老爷们终究还是要和和气气一起发财（如果实在干不掉彼此的话）

 

3

从修厕所开始

大多数论述中印经济差距的文章，都会归纳出三条重要的原因：

 

1. 印度国内纷繁的民族和宗教矛盾

 

2. 落后的基础设施

 

3. 腐败低效的政府

 

这三者间相互加强，让印度经济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早在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之前，印度国内外就已经有很多人言之凿凿，宣称莫迪将解决这些长久以来困扰印度经济发展的顽疾，成就印度的“经济神话”。

那么，为何是莫迪，而不是其他宣称改革的政党——比如印共来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莫迪于2014年上台后，立即在印度全国启动了Swachh Bharat Abhiyan （SBA，也称为Swachh Bharat Mission，SBM）运动，翻译过来就是“清洁印度”，旨在清理印度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街道，道路和基础设施。

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到2019年10月2日，即圣雄甘地诞生150周年之际，在印度农村建造9000万个由家庭和社区拥有的厕所，消灭印度社会的随地大小便现象，项目预计花费300亿美元。

 

莫迪和人民党高层在SBA启动大会上，顺便提一下，当年刺杀圣雄甘地的Nathuram Godse的组织，就是今天印度人民党的前身

 

莫迪亲自上街打扫，为SBA运动造势

 

到2018年，印度政府已经建造了8600万个厕所，而除了新建厕所之外，SBA运动在监督人们正确使用厕所、改变生活习惯这一点上也执行得相当成功，印度露天排便的人数从2014年的5.5亿减少到了目前的不到1.5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厕所革命正在进行。

 

印度政府网站上宣传SBA运动成果的页面

 

相比于大家印象中的“印度计划”，SBA运动的画风明显不同。这其中的关键除了宣传夸大外，不得不说人民党的基层执行力量——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效率不错。

 

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创立于1925年，据该组织自己宣称，它是一个训练印度教徒、团结印度教徒，致力于社会工作、弘扬印度教文化的文化教育组织。

但实质上，这是一个带有鲜明宗教意识形态和军事化色彩的组织，主要使命就是充当印度人民党的基层执行力量和后备干部培养梯队。

 

RSS出身的干部，普遍具备坚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强烈的自律与奉献精神，可以在仅有一点微薄的生活补贴的情况下，任劳任怨地为了党的政治目标而工作。莫迪自己从8岁起就加入了RSS，对这支队伍的掌握运用自然是得心应手。

 

RSS成员在训练中

 

莫迪少年时代参加RSS留下的照片

 

印度人民党的基层组织保障了SBA运动的成功，而SBA运动又反过来进一步锻炼了人民党的基层队伍，帮助人民党掌握了印度最脏、乱、穷地区的一手信息。

RSS督促人们使用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的行动虽然在印度国内引起了不少争议，却也让底层社会的民众看到了RSS的执行力，帮RSS和人民党树立了声威。

很多地方在这场厕所革命之前，完全没体会过现代政府的好处，也不向政府提供任何信息和资源。莫迪通过修厕所，让这些社区和国家联系起来。

 

经过SBA运动，人民党在执政能力上与所有对手产生了代差，也为今后投资基础设施，打击腐败等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可谓是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在掌握了深入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之后，莫迪得以开展其以“重商主义”为标志的经济改革，这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废除各地的苛捐杂税，形成一个统一畅通的印度国内市场。这是很多国家几十年乃至数百年前就经历过的资本主义革命。

 

具体而言，莫迪政府以统一的联邦商品服务税取代了原本由29 个邦各自征收的多种复杂税收，还废除了邦与邦之间对流通商品的抽税和双重征税。

此项改革不仅简化了税收管理，减少了地方政府权力寻租的空间，还提高了中央政府和各邦的税收，让企业负担更明确，对运输、仓储和进出口贸易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莫迪在民调中最受认可的政绩，首推修厕所，其次便是对腐败的打击

 

莫迪“重商主义”的另一体现，便是修改法律，使之更有利于资本扩张。

 

印度在20世纪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到了国家独立，在这其中，产业工会的支持十分关键。所以在印度法律中，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条款似乎显得非常“先进”而“完善”：

 

印度的《工厂法》（制定于1948年）给了工人方便地自组工会的权利，也让企业难以解雇正式员工；《学徒条例》（制定于1961年），规定了企业如果要招收学徒工，必须在学徒期满后吸收一半以上的学徒作为正式员工；《劳动法》（制定于1988年）则规定了企业的加班计划要报备政府审批通过才能执行。不过另一方面，印度的法律又禁止女性员工操作机器及值夜班。

 

一旦印度工业规模开始增长，这些法律的主要受益者就是现有熟练工人和工会成员，反而妨碍了广大富余劳动力进入现代工厂和产业，也阻碍了印度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因而，这些法律在莫迪政府上台后被一一修改，此前印度只有49万学徒工人，新法实施后数量扩大到230万，女工操作机器和值夜班也被允许。

 

除此之外，莫迪政府还将小型企业的人数上限提高到40人，使得许多企业在分类中成为小型企业，免受许多法律监管。印度人民党执政的拉贾斯坦邦于2014年修改了《劳动争议法》，将企业需征得政府同意才能解雇工人的雇佣规模从100 人扩大到300 人。

 

综合以上，我们不难看出，相比起印共左右投机，莫迪和人民党的搞经济的思路可谓一贯而清晰：那就是坚决站定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限制消灭在中间赚差价的封建势力，让印度的“低人权优势”变成资本的利润。

这也许不是最温柔的路线，但起码有效。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 ：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看来莫迪领会了其中的精髓，至少知道自己不可能同时讨好所有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保证支持者的稳定。而印共（马）还停留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改良阶段。

所以，在印度最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扫清障碍的阶段，是莫迪的人民党，而不是印共（马）成为国家领袖。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对内对外引发新矛盾，莫迪还会遇到更多、更强的对手，比如同样读毛选的印共（毛）。

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莫迪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