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1.贫苦的出身

斯大林出生于1878年12月，是格鲁吉亚一个鞋匠的儿子，母亲是一个洗衣工。

格鲁吉亚位于俄罗斯帝国的南部边疆，高加索山脉以南。有上千年独立建国的历史，民族语言和文化也与俄罗斯不同。它在19世纪初才被俄罗斯帝国吞并。

斯大林的父母都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人一直生活在小城哥里的贫民区，那里住的几乎全是进城谋生的农民。他的父亲先在一家工厂当雇工，后来当了鞋匠。

——雇工（无产阶级）、鞋匠（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都是布尔什维克党要解放的对象，也是它的执政基础。斯大林的出身跟这三个阶级都有密切联系，对这三个阶级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想法有比较切身的体会。

在同时代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中，斯大林是出身最贫苦的人物。

母亲希望他长大后能当一个神甫，把他送进教会小学学习。但父亲想让他继承自己鞋匠的职业，中间让他退学，去制鞋工厂当童工，体验了一段时间底层无产阶级的艰辛。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又再次把他送回教会学校。

斯大林在学校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学霸”。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记忆力超强，能够大段背诵书中的文字。读书期间他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举动，积极参加各种诵经、唱诗、祈祷等宗教活动，跟同学们的关系也没出过什么大问题，没有打架之类的记录。

由于总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他毫无困难的升入教会中学继续读书。

中学在格鲁吉亚的首都，斯大林也从小城市进入了大城市。城里有一些图书馆，可以借阅很多神学以外的书籍。这个“好学生”挨了生平第一次处罚。

1896年11月，学校在斯大林操行簿上的记录说“发现有廉价图书馆的借书证……没收了雨果的《海上劳工》，其中夹着借书证……关长时间的禁闭以示惩罚。”

禁闭未能打断斯大林看书的热情。1897年3月，他的操行簿上又被记录了一条 “没收了列图尔诺的《各人种的文学发展》一书……发现此学生从‘廉价图书馆’借来的书已有十三次。”

《海上劳动》是一本小说，《各人种的文学发展》是一本大部头的文学评论，看起来斯大林对文学抱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不过他其实还在看其它更“危险”的书，只是从来不会把这些书带回学校。

2.最早的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中学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广泛传播。1883年，斯大林四岁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在在瑞士创立了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此后，俄国各地开始出现各种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5年，列宁在圣彼得堡把当地的小组合并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俄国共产党的雏形。

这一年斯大林17岁，刚进入中学一年级，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当时，沙皇政府把彼得堡周围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分子流放到了格鲁吉亚。他们在这里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斯大林在17岁就加入教会中学的小组。这个小组每天吃完午饭后到下午点名之前，在校外的一个小房间里讨论马克思主义。房间里放着《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禁书”，还有各种报纸，上面有列宁最新的文章。

根据《斯大林年谱》的记录，他很快成了教会中学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领导者。就是在这段时期，斯大林决定把革命当成自己的职业。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它就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在这一年，20岁的斯大林因为被发现参与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教会中学开除。

这时候，他已经是党在当地的一个重要成员。不过，党的职务没有工资，他必须找工作谋生。通过党内的朋友帮忙，斯大林在观象台找到了一份观测员的工作，还把母亲也接过来一起居住。他开始写一些理论性的文章在党的报纸上发表，参与党内的理论争议，并组织了一些工人罢工。

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组织。党的成员大多数人出生于富有阶层或中产阶级，在看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认为有必要帮助无产阶级改变生活状态。普列汉诺夫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列宁则出生于落魄贵族，生活条件比普通工人农民好很多。至于托洛茨基，则来自犹太大地主家庭，家里有大约5000亩土地，从小生活十分优渥。真正贫穷的家庭，很少能有机会让孩子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具备能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能力。这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要为工人、农民这样的社会底层人的解放而斗争，但底层人民又看不懂马克思写的书。马克思本人也是来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是后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斗争的焦点所在。

像斯大林这种来自于社会最底层、又有足够水平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并参与理论争议的人，在党内十分罕见。这要感谢俄国东正教会。教会学校为贫苦人家中聪明好学的孩子提供了免费的教育，是一种极好的底层救济模式。跟有着千年历史的教会相比，新生的社会民主工党在如何深入俄罗斯社会底层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党内的知识分子们，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俄国的现状，总觉得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人的数量很少，还达不到搞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遥远的将来或许可以，现在则不可能。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支持资产阶级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议会制民主国家，然后到议会里当个代表无产阶级的少数派，或者去组织工会、搞搞罢工，用这些方式来维护工人权益。等资本主义在俄国再发展个几十年，再来搞无产阶级革命。

还有一批人，觉得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必须“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才能成功。需要在大部分国家同时爆发“世界革命”才行，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就是为世界革命做准备的组织，属于世界共产党的一员。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各国无产阶级一起干，俄国不能单独干。

此外，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理论争论非常繁琐，不必细说。这个党总体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一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里边吵吵嚷嚷。而且，为了躲避沙皇政府追捕，大量跑到欧洲，在国外吵吵嚷嚷，对俄国基层社会没有什么政治动员能力。

列宁和斯大林是促进党从“理论党”向“革命党”转变、从“知识分子的党”向“无产阶级的党”转变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第一重要的当然是列宁。他虽然是贵族出生的知识分子，但能够跳出知识分子的空谈，努力去思考怎么采取有力的行动。他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必须坚决干革命，要夺取政权（可以分几步走），而不是只搞罢工这种经济斗争；第二条要把党改造成一个有高度纪律性的职业革命家组织，重视保密工作和积极开展地下活动。

在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支持列宁的占了多数，称“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的音译）”；反对列宁的少数派称“孟什维克”。但这次“多数”跟大会的组织有关，很多反对列宁的人没有来参加，其实在党内还是孟什维克的思想占主流，布尔什维克是少数。布尔什维克人数少，但组织的很好、非常团结；孟什维克纪律松散，内部派别复杂，在党内开会的时候总是斗不过布尔什维克。这在后来成为一种常态。

斯大林一直是列宁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也是最早的一批布尔什维克。从1901年开始，为了躲避警察追捕，他放弃观测员的工作转入地下，靠党的经费生活，正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创办了地下印刷所，印刷散布格鲁吉亚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动手写了很多文章，中间又不断在各地参与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并领导罢工。

1902年，斯大林在巴统组织了一次罢工。巴统是格鲁吉亚的一个临海小城，只有三万人，但这个地方有石油冶炼和运输产业，工人数量很多。警察为镇压罢工抓了四百人，斯大林组织工人们去围攻监狱。监狱警卫队开枪打死打伤了数十人，运动被镇压，斯大林被捕。

在监狱里，他被缺席选举为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委员。

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后，斯大林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呆了一年。这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时常有流放者病死或冻饿而死。在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中，斯大林还是跟党组织保持着联系，甚至给列宁写信，表达自己的热烈支持。列宁给斯大林回了信，二人首次建立起直接联系。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列宁对这个自己坚定的支持者有了印象。

监狱和流放地的两年，让斯大林可以花很多时间用于理论学习。等他1904年从流放地逃走、回到格鲁吉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论战高手，懂得大段引用各种马克思主义经典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

高超的理论水平，从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的党内资历，又经受住了监狱和流放的考验，斯大林出狱后很快就成为了高加索委员会的领导人。1905年，他又被派往巴库负责改组那里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用布尔什维克全面取代孟什维克。

对斯大林政治命运起关键作用的事件就发生在他在巴库工作期间。

3.从地方领导到党的高层

巴库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中国人要了解俄国革命史，对俄国的地理形势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起码要知道四个城市的位置：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和巴库。其他地方都可以根据与这个四个城市的相对位置来大体确定。

这四个城市从北向南连成一条线，把俄罗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这条线以西是俄罗斯的战略前沿，跟欧洲交通密切，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和外部威胁主要都是来自这个方向；东边是战略后方。圣彼得堡是沙俄时期的俄国首都，莫斯科是苏联一直到现在的俄国首都，都在北边，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南部地区的重要性一直被很多人忽视。察里津是圣彼得堡、莫斯科联系东方和南方的交通要道，往南就是高加索山脉，谁控制了这里谁就可以切断莫斯科、圣彼得堡从其东方和南方获得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支持的通道。

巴库是整个俄罗斯帝国版图最靠南的大城市（苏联解体后属于阿塞拜疆），临近里海，是高加索山脉以南最大的俄罗斯城市，也是最重要的石油工业聚集地。谁控制了这里，谁就可以威胁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巴库因为石油工业发达，工人数量也多，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

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原因是俄国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败，各方面对沙皇政权的不满来了一次总爆发。

这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比较尴尬。照理说他们是最激进、最著名的革命党，革命应该由他们来领导。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呆在欧洲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对俄国国内的形势很不了解。最先发动革命的是一个叫“彼得堡俄国工人工厂大会”的组织，布尔什维克跟这个组织没有联系。组织的领导人竟然是是一群东正教神甫！这群神甫的口号是要求终结“资本和劳动的非基督教关系”。布尔什维克对国内工人群众的组织能力甚至不如这些宗教异端分子。

此外，革命中的一些大事件，比如6月份的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11月的奥恰科夫号巡洋舰起义，都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没有关系。

各地群众在革命中组建了“苏维埃”这个带有革命政权性质的组织，也就是工农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领导创建的。

1905年革命断断续续持续了很久，最终在1907被彻底镇压。大约有两万革命者被处死，十多万人被监禁或流放，而街头战斗的死伤数量则不知道有多少。社会民主工党在各地组织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党员人数也剧烈减少。

1908年，斯大林在党内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甚至把列宁也批判了一番，它是理解斯大林为何能从边缘地区领导人晋级成为全党核心高层的关键，需要仔细解读一下。

斯大林在开头就非常尖锐的说：

“谁都知道，我们党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机。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

他重点分析了两个党的“病因”。一是知识分子领导工人的做法有问题。1905年革命被镇压以后，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看起来被沙皇的残酷镇压吓坏了，很多人脱党。而且革命过程也很明显看出来，他们的“知识”跟俄国的实际是脱节的，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变化。

第二个“病因”，斯大林直指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是“有名无实的核心”。他说：

“领导党的工作这一任务本来就是中央委员的责任。但这个任务现在执行得不好，结果使地方组织几乎完全陷于分离状态。”“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如此等等，每个地方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对这两个“病因”，斯大林开出了他的“药方”。

第一个“药方”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叫“密切联系群众”。他讲了一些基层工作细节，比如如何关心群众的日常生活，完善工厂党委会的建设等等。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大力发展先进工人入党，让他们取代知识分子成为党的中坚力量！

斯大林的原话是：

“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他出生于极度贫寒的底层，在教会办的贫民小学上过学，父母去世以后辍学打工，先是当学徒工，但不久他的师傅去世、店铺倒闭，他被迫四处流浪，打一些零工维持生计，算是尝遍人间的苦难。最后，他通过自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给党开的第二个“药方”是创办一份党的中央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全国性的报纸，以此作为加强各地党组织统一的有效工具。

这第二个“药方”有点弱。1910年，巴库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决议，全面支持斯大林的观点，给第二个“药方”加了一点“料”，除了要办全国性的报纸，还提出一个建议——“把实践中心放到俄国”，也就是要在俄国国内建立一个能统一管理各地党组织的机构。列宁领导的、在外国活动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制定战略，这个“实践中心”负责落实和监督执行。

这份决议几乎是巴库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下的“最后通牒”，措辞强硬，声称能否推动这些改革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并要求召开全党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问题。

斯大林和巴库委员会这么干，有点“造列宁的反”的味道，就是在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脱离了工人运动的实际、脱离了俄国的实际，必须改进。

列宁把巴库委员会的声明称为“无产阶级闹事”，颇为重视。经过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思考，中间还跟斯大林多次通信讨论，最后基本上是完全接受了斯大林和巴库委员会的建议。

1911年6月，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开会，同意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讨论巴库委员会的提议，斯大林被任命为大会筹备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1912年1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会议增加来自“工业中心城市”的代表名额，削减了各个知识分子派别的代表名额。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三个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党员成了新的中央委员，斯大林缺席当选（他又被捕了）。

此时的中央委员只有八个席位，斯大林能位列其中，标志着他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晋升为了党的核心高层。

除此以外，会议决定成立俄国中央局，地点设在彼得堡，斯大林担任负责人。

接到会议决议以后，斯大林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前往彼得堡履职。

除了日常行政组织事务以外，根据《斯大林年谱》的记录，斯大林在中央局干了了以下工作：

领导布尔什维克参与国家杜马的竞选运动；

领导召开党的秘密会议；

组织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

创办并主编布尔什维克的全国性报纸《真理报》；

直接领导彼得堡工人运动；

前往乌拉尔地区成立乌拉尔区域局；

在列宁的指导下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一重要的理论文献；

来往于彼得堡和列宁的秘密住所之间，向列宁汇报国内工作，传达列宁的各项指示。

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而不是从后来担任总书记开始，斯大林就已经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内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俄国中央局是国内各地党组织的直接上级，掌握着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的行政组织通道：中央委员会和列宁的指示通过中央局传达，人事组织工作由中央局负责。

同时，《真理报》是面向俄国所有党组织的机关报，代表了中央的声音。

中央局负责人兼《真理报》主编，就是党在俄国国内的头号人物。

在1912年底到1913年7月这段时间里边，斯大林是唯一一个在俄国国内工作的中央委员。其他中央委员大部分都在国外，还有两个被捕了。

7月份，斯大林也再次被捕流放。国内能工作的中央委员就一个都没有了。

在布党的发展历程中，列宁创建了党，把它从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党”，斯大林则辅助列宁，再进一步把党从“知识分子的党”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党”，从“流亡国外的党”变成“植根国内的党”。

4.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

斯大林能获得列宁的赏识，把他从偏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提拔进入党的高层，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好、建议提的好。如果持这样的看法，那就还是没有摆脱知识分子的轻薄思维。

问题的关键是：党要领导革命，就必须跟工人积极密切结合，客观上就需要有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出现。这个人要熟悉秘密的地下组织工作方式、跟工人有密切的接触，实干能力强；另一方面，知识文化理论水平又要足够高，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具备把抽象的理论转变为实际工作指导原则的能力。这种人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不算多，像斯大林这么老资格就更少。

斯大林在高加索联盟和巴库委员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组织了很多次罢工，有效改善了工人们的工资待遇，让党能得到工人的拥护。1910年和1911年列宁亲自评出了两个“模范和先进组织”，一个是基辅委员会，另一个就是斯大林领导的巴库委员会。党组织在高加索地区以很快的速度发展壮大着。

列宁身边有一大堆理论家，热衷于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讨厌枯燥乏味的行政事务。而斯大林则从不介意把时间精力花到繁琐的行政和组织工作中去。他服从党的指示，不断的从一个地方被派往另一个地方，去筹建党的组织、发动新的罢工，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工人们沟通，了解他们的诉求，带着他们去跟资本家、警察、官员们斗争、谈判。他不停的被逮捕、流放，然后逃跑、换个名字继续干。这是一个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斗士。托洛茨基也被逮捕流放过，但逃走以后就出国避难，而不是留在国内。

在干这么多事情的同时，斯大林还能写信跟列宁交流理论问题，在报纸上不断发表文章，引经据典的参与党内争论，对全局问题和长远问题提出有益的建议。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让他从众多党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列宁最为倚重的人物。

不过，斯大林此时的“第二号人物”的位置还很模糊，也不巩固。主要原因是工作时间太短。在中央局工作了一年以后，他就再次因为奸细告密被捕。

这一回，斯大林被流放到了极远的边疆区，北极圈以内80公里的地方，冬天长达九个月，最低温度零下四十五度，一年到头只能吃鱼，基本没有其他食物。

这里不仅危险，而且枯燥乏味，出了村子就是看不到边际的冰原。不仅见不到什么人，连山川树木、飞禽走兽也见不到。斯大林有一次写信请朋友给他寄一些明信片，他说：“我极为渴望看到自然风光，哪怕是印在纸上的也行”。

斯大林在北极圈里体验了两三年的“荒野求生（极地版）”，多次差点被冻死或者饿死。中间党组织了两次营救，但都因为奸细告密而失败。

——奸细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一直面临的严重问题。党从成立开始，就混进了大量间谍，有沙俄的、德国的、英国的。几乎每一次党的重要会议，都有奸细参加，防不胜防，大量高层因为告密而被捕。斯大林本人就是主要受害者。作为党的组织负责人，他对叛徒奸细特别痛恨。这也是斯大林后来发动“大清洗”的一个关键因素。

直到1917年2月，沙皇政权崩溃，斯大林才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继续主持俄国局和《真理报》的工作，担任党的实际二把手。

以“批判斯大林”而著名的梅德韦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也客观的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斯大林在列宁回到彼得堡之前实际上不仅领导了《真理报》，而且领导了全党。”（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