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三）斯大林是如何成为最高领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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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底，处罚反对派的决议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党表现出来高度的团结，从表面上取得了对少数反对派胜利。但接下来，几乎所有“多数派”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爆发。

由于反对派把党内斗争公开化，双方围绕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展开激烈争论。1927年下半年，全苏联人民都知道：国家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国防危机”，英国、波兰随时可能入侵苏联，党内高层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加上政府大规模招募新兵的行动，民众的危机意识被大大的激发了。他们开始抢购并囤积生活物资，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城市里的商品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物价迅速上涨。很多地方是有价无市，花钱也买不到东西。粮食价格也上涨了，而且农民们就算把粮食卖出去收到钱，也很难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城市工业品。消息灵通、头脑灵活的富农阶层，立刻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是囤积更多的粮食。

到1927年结束的时候，情况很明显：粮食收不上来了。尽管中央政府在最后关头给地方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还是只相当于1926年的50%，直接减少了一半。

这个事情把中央给震惊了。斯大林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无法应对战争威胁。

在粮食供应总体偏紧的情况下，搞粮食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化交换，结果只能有一个：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农民将大量囤积粮食，因为这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办法。

1928年是斯大林主持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中央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指标，要大幅度提高钢铁、机械等关键工业品的产量，以在短期内快速把苏联变成一个工业化强国。结果刚一开始，粮食收购量就降低了一半。没有粮食养活新增的工业人口、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外汇进口外国设备，工业计划就完不成。

斯大林紧张了起来。在此之前，他赞同布哈林的意见，认为新经济政策可以刺激农民积极主动的去增加粮食产量。政府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就可以保障国家工业化进程。

“粮食收购危机”证明这个想法太天真了。在一个粮食丰收的年份，仅仅因为国际国内局势变得紧张，粮食立刻就收不上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真的爆发大规模战争，国家岂不是一触即溃？

斯大林紧急转向，立刻推动恢复内战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再次派出“工人征粮队”，并在农村设立“贫农委员会”，由下乡的工人干部和本地的贫农合作，一起强制命令富农交出多余的粮食。

这招很管用，1928年初，粮食收购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工业计划没有受到影响。

前后对比非常鲜明，党内高层很快就形成共识：要想顺利完成五年计划，按时实现国家工业化，新经济政策就不能再搞了。

但是布哈林不同意，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支持他。他们形成了一个党内新的“右派反对派”。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是“左派反对派”，他们比斯大林更“左”，很早就提出工业化和新经济政策不可能兼容，应该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废除粮食和工业品的自由流通，强制无偿从农民手中收购余粮，以此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粮食。

但是，他们的想法有点过于“超前”。在1927年以前，国家经济从内战中迅速恢复，工业农业一片繁荣，党内弥漫着浓厚的乐观主义气息。新经济政策是让人舒服的政策，不必对农民施加压力，国家出钱购买粮食就可以了。农民买粮食挣到钱，再花钱来购买工业品，所有人是自愿参与的，大家都很高兴。在“粮食收购危机”之前讨论废除新经济政策，得不到党内大多数中坚力量的支持。

反之，在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之后，临时性的强制征粮措施被证明切实有效之后，再在党内谈“坚持新经济政策”，则又变成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

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布哈林还是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理论家。喜欢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原则，所以左派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坚持要废除新经济政策，右派在危机出现之后，仍然坚持要继续搞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跟他们都不一样，他是一个实干家、实用主义者。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存废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不能给搞垮了。决定苏联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不是农民高不高兴、农业发不发达，而是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工业化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完成工业化，苏联才能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才能在资本主义殖民列强环绕的世界生存下去。这个时间窗口是非常短的，他在1931年说过一句话：我们跟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五十到一百年左右，如果我们不能在十年内把这个差距赶上来，等待我们的就只有灭亡。

这个估算估的非常准，因为正好就是十年以后，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这应该只是巧合，但这种危机意识是显然正确的。

斯大林的态度很简单：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个农业政策工具，能支持工业化，就保留它；不能支持工业化，就废除它。这个能与不能的判断，不是来自于理论，而是来自于实践，然后还要考虑党内的团结。党内大部分人也是实干派，主流意见都是跟着实践走的：新经济政策下，能把粮食收上来，就都不愿意去改，收不上来造成城市粮食危机，就支持改变。这样，斯大林也即在1927年底之前支持新经济政策，在1928年初之后反对新经济政策，这同时也是党内“多数派”的立场。

但布哈林派过不了“理论关”，他们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新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论证了它的合理性。经过理论论证的东西，当然应该继续坚持。为了保住新经济政策，不惜降低工业发展速度。

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存废，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无法说服谁。

1928年的7月，在又一次政治局内部的激烈争论之后，布哈林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去秘密会见了加米涅夫，试图跟“左翼反派对”联合反对斯大林。

这次会见是高度保密的，布哈林也特别嘱咐，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他来找加米涅夫了。但在会谈结束以后，加米涅夫凭记忆把布哈林跟他的谈话写了下来，做成一份速记记录给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看。

季诺维也夫看了也就看了，但托洛茨基关键时刻动了一个坏心眼：他决定把这份记录泄漏给斯大林。

托洛茨基这样做，纯粹是出于搞阴谋诡计的逻辑：他要彻底撕裂“斯大林-布哈林”联盟。

这件事情充分的暴露了托洛茨基的政治本性：一个投机者和阴谋家。他在政治斗争中是没有道德操守可言的，为了个人利益随时可以出卖朋友和同志。他这样做不仅出卖了布哈林，也出卖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让他们处于非常尴尬和被动的境地。

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谈话是赤裸裸的派系政治的体现。因为“右派反对派”和“左派反对派”的路线根本就水火不容，双方之间的路线矛盾，都比他们跟斯大林的路线矛盾大得多。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个人是“国际主义左派”，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主张把俄国的资源主要用于向西方“输出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快速推动工业化，建立彻底的计划经济，废除新经济政策，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和“余粮征集制”、将全部农业剩余用于工业化。这一派的主张基本不符合国内任何一个主要阶层的利益，仅能获得少数理想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和不通世事的青年学生支持。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这三个人是“民族主义右派”，支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反对快速工业化，主张维持“新经济政策”，先把农村和轻工业搞起来，有多余的钱和粮食再来慢慢搞工业化。农业、消费品工业、重工业、军事工业要均衡发展。这一派的主张能获得社会富有人群，特别是富农的支持。

斯大林为首的“中间派”或者说“多数派”，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外跟资本主义强国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并努力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反对“输出革命”；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强国入侵苏联不可避免，必须利用短暂的和平环境竭尽全力快速推动工业化，尤其是钢铁能源等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必须压缩在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最后的逻辑必然是搞计划经济和放弃“新经济政策”。这一派的主张能够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也不会遭到贫农和中农的激烈反对。

对比三条路线，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派的路线基本没有重合之处，最不可能形成同盟。但二人在历史上三次结盟。第一次是联合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认为跟德国议和将阻碍“世界革命”在德国爆发，不符合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布哈林则认为和约是一个“卖国条约”，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两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但最终结论一致；第二次是联合起来搞“工会国家化”，这个议题跟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没有关系，二人希望通过这个议题来争取党内工会反对派的政治支持，形成少数派大联合，打击列宁主义派的权威地位；第三次就是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为了夺回在党内的权力地位，他们不顾彼此路线的根本冲突，把斗争矛盾指向斯大林本人，一切争议都放下，等 “搞掉”斯大林以后再说。这就形成了一个纯粹为了夺取权力、没有共同政治理想支撑的派别阴谋集团。

密谈中，加米涅夫问布哈林：你认为斯大林的粮食政策将造成经济灾难，那么，你打算如何解决粮食问题？布哈林含糊其辞的说：“也许不得不采取更加深远的措施”。具体什么措施不说，然后话锋一转，说不管什么措施，只要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权，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布哈林的回答，就是回避在“新经济政策”存废方面与左派反对派的直接冲突，把路线问题放一边，大家先合作把斯大林搞下去再说。加米涅夫也没再追问，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跟布哈林不可能谈得拢，双方对此心照不宣。

谈话的关键是“人事交底”，布哈林说：他自己、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人是绝对团结的。然后还有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科马罗夫、铁路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安德列耶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领导人亚戈达和特里利塞尔，这些都是他的人。关键还是要争取中间派，有一些斯大林派的人物比如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也可以争取。布哈林认为，只要左派反对派的人不去跟斯大林结盟，他就有把握在党内组织多数来推翻斯大林的统治。

密谈结束以后，布哈林回来继续跟斯大林斗争。斯大林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提出要反对党内的“右倾”。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度要求辞职，斯大林没有接受，还花了很长时间来说服他们不要辞职。

最后，双方勉强达成了妥协：斯大林高速工业化和废除新经济政策的主张被接受，但停止搞“反右倾”宣传，并允许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公开场合宣传自己的立场。

1928年11月，李可夫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工业指标的数字提出质疑；12月，托姆斯基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高速工业化；1929年1月，在列宁去世五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布哈林做了《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把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来加以强调，提出工业化应该以市场化原则作为基础。

这些都是明显在公开跟党的路线唱反调。但斯大林遵守了协议，保持沉默，没有提出批评和反驳——只要他的路线能够得到执行，他不介意给予右派“言论自由”。

不过，1929年1月22日，托洛茨基把布哈林跟加米涅夫的秘密会谈曝光了，打破了两边脆弱的妥协。

1月30日，中央全会开会讨论这次密谈。双方在全会上再次撕破脸争吵起来，布哈林发表声明，说当前的农业政策是 “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一定会走向破产，并导致共产国际瓦解，随后又提出辞去共产国际和《真理报》职务的请求。

2月7号，斯大林提出了妥协的条件：

第一，承认与加米涅夫的会谈是一个错误；

第二，承认1月30号的发言是“在激烈辩论时的气话”，并放弃这些主张；

第三，承认在政治局内协心工作的必要性；

第四，收回辞职请求；

第四，撤销1月30号在全会上的声明。

这个条件的核心是第一条，即布哈林认错，然后斯大林就当布哈林没有去见过加米涅夫，政治局继续对外以团结的形象示人。但布哈林头铁，坚决不认错，不收回辞职请求。

布哈林这个倔强的脾气，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就搞过一回事儿。当时列宁还是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来让他回了头。这一次，斯大林的耐心没那么好，因为他已经拥有了独自控制大局的实力。而且，他也绝对不愿意在全速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上退让。他认为这关系到苏联政权的生死存亡。

4月，经过中央全会投票，斯大林再次得到绝对多数的支持，布哈林和托姆茨基被解除了在《真理报》和工会的职务。不过，还没有开除出政治局，这也是留有余地的。一直到年底，布哈林看起来还是不愿意妥协，他才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在战胜了布哈林后，党内主要的反对派就全部被打倒了。也就是从1929年是4月开始，斯大林才正式确立了自己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整个过程，当然有斯大林的政治策略在发挥作用，但最核心的还是两条。

第一条，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国内革命派”和“工人阶级派”这两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从布尔什维克建党开始就一直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并支持让工人阶级而非知识分子党员担当重任，来自国内革命者和工人阶级党员们支持他。而与斯大林斗争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四个关键人物，尽管政治观点有所不同，但都是同一类人，即他们都是长期流亡国外的、出身富裕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根基与斯大林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很大的，但他们自己又互相斗争，因此被斯大林各个击败。斯大林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立足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所决定的。不是什么斯大林因为“幸运”或“阴谋”得到了掌控人事和纪检权力的“总书记”这个职位造成的。

第二点，斯大林的路线确实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要更正确、更符合实际一些。它总体而言更加符合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绝不应该大力投入资源去搞“世界革命”；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办法，也只能是全速推动国家工业化，利用一战结束后短暂的时间窗口追赶欧美列强，一旦速度慢下来，新生政权就随时有被外国侵略者消灭的灭顶之灾。（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