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五）农业集体化与1932年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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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的成绩有目共睹，争议最大的产业部门是农业。

斯大林跟布哈林的斗争，关键就在农业政策。斯大林铁了心要废除新经济政策，在农村推行集体化。集体化与列宁的“余粮征集制”不同，后者只改变粮食征收方式，集体化则是全面改变农村的粮食产生方式。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彻底解决“富农囤积居奇”的问题。

为了强制推动集体化，斯大林最终将数百万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把他们的粮食、房屋、土地和生产工具等财产没收，全面建立集体农庄，也彻底消灭了俄国的富农阶层（地主阶级的土地在十月革命后就被没收了，此时农村只剩下富农而没有地主）。

集体农庄的生产过程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农户无法向集体农庄隐瞒产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再出现1927年那种“国防危机”，或者更严重的外国大规模入侵的情况，粮食征收也可以顺利进行，富农和私商囤积居奇的现象不会再发生。此外，通过农业集体化，改变小农经济分散耕作的状况，也有利于工业化反过来支持农业，可以大量利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来从事生产。

农业集体化的起始之年是1929年，这一年的粮食（谷物）总产量是7174万吨。1937年为9743万吨，1940年为9560万吨，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很快，人均粮食水平并未显著增长甚至有所下降。这一点常被学者所诟病，并认为是斯大林集体化政策失败的表现。这个逻辑有点问题：人口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粮食产量提高，斯大林集体化能让粮食增长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同时还能支撑极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镇人口增加，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主食——土豆的产量增长巨大。1929年的产量是4564万吨，是粮食总产量的64%。而土豆产量在1940年达到了7610万吨，增加了3000万吨。这个增速远高于人口增速。

此外，棉花产量从1929年的86万吨，增长到了1940年的224万吨，增加了2.6倍；制糖用甜菜的产量从1929年的625万吨，增长到了1940年的1800万吨，增长了2.88倍。

如果把土豆产量和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考虑进来，斯大林集体化的农业成就更加巨大了。土豆的增长，很大程度是新开垦的土地很多都是水土条件不好的荒地，不适宜种粮食。而经济作物的增长，则有很多战略考虑在里边。比如，糖是一种战略物资，平时可以食用，战时则可以用于制造炸药。棉花就更是制造炸药的必须品。

指责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文章，几乎全都用粮食产量作为衡量农业发展的唯一标准。这是不对的。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核心是要为工业化服务，而工业化又要为世界大战服务。所以，基础粮食供应有了之后，主要资源就用于生产制糖甜菜和棉花这种能直接为战争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去了。

从最终结果来看，苏联集体化是成功的。斯大林的政策比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余粮收集制”要高明很多。“余粮征集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临时性的措施，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力极大，而集体化是一种可持续的、系统的农业解决方案，它在保证粮食征收力度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五）农业集体化与1932年大饥荒

不过，在集体化的过程中，由于斯大林等高层经验不足、急于求成，中间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挫折。

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1932年。

1931年和1932年两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产量都低于1929年，分别是6948和6987万吨。为了保障工业化进度，政府仍然大量从农村强制征收粮食，留在农村的粮食急剧减少，这导致了乌克兰等地出现严重的饥荒。一些学者估计，1932年的大饥荒造成了大约有600万的超额死亡，其中一半在乌克兰。这是斯大林经济政策中最遭人非议的部分。

不过，格雷佛·弗教授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补充观点：饥荒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是常见现象，在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发生过几百次饥荒。也就是平均不到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粮食产量大幅度波动在俄罗斯-乌克兰地区是历史常态。由于这里处于高纬度，地广人稀、耕作方式落后，并深入亚欧大陆内部，温度波动很大，气候对产量影响极大。寒冷和干旱是造成粮食歉收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俄罗斯农业的时候，人们习惯于把年份分为“丰收年”和“歉收年”，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万吨级的产量波动。丰收与歉收的交替，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循环往复。由于底层农民极度贫穷，在丰收年也仅能果腹，一旦遇到严重的歉收年，大饥荒就会发生，饿殍遍野。但在苏联诞生以前，西方各国并不关注这种不定期爆发的饥荒，底层农民被饿死的数量也缺乏统计。

正确的对比方式，是用丰收年对比丰收年，或者用多年的平均粮食产量来做对比。1913年是沙俄历史上空前的丰收年，很多学者就喜欢拿1913年的产量（7650万吨）跟1932年集体化中最严重的歉收年产量（6987万吨）相比，得出结论：集体化极大的破坏了粮食生产。这是在故意扭曲历史真相。

如果用丰收年比丰收年，斯大林时代1937年是个丰收年，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是9743万吨，比1913年增加了两千多万吨！

如果用平均年产量对比，沙俄1909年到1913年，四年的粮食平均年产量是6520万吨，而斯大林集体化后的1933年到1937年的四年平均粮食产量是7290万吨。而且，集体化时代严重歉收的1932年的产量，也高于沙俄1909年到1913年的平均产量！1932年的大饥荒，跟人口比沙俄时代多了好几千万有关。如果1932年的苏联只有1913年的人口数量，1932年很可能就不会出现大饥荒。（以上粮食产量数据来自于《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35-136页，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

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激进工业化路线对1932年的大饥荒无疑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饥荒最主要的原因是气候带来的歉收和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高速工业化的压力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遭遇粮食歉收的情况下，是否要坚持之前的高速工业化指标不变？这是在世界大战阴影威胁下，苏联政府被迫进行的“两难选择”。

1928年城市里只有460万工人，而1932年已经有1000万人了。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需要填饱肚子。不让农民挨饿，就得让工人们挨饿。

斯大林并非完全不管农村的死活。1932年5月6日，中央全会做了一个决定，减少30%的粮食征收计划。这是一个巨大的让步，如果不做这个让步，1932年的农村饥荒情况肯定会更加严重。

1932年7月24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再次提出，在执行粮食征购计划的时候，“需要把乌克兰的几个重灾区作为例外……我认为，可以减去重灾区集体农庄一半的指标，而对个体农民减去三分之一的指标。这将使我们失去3千万或者4千万普特的粮食。”（《斯大林：战略与命运》，528页）

面对灾情，斯大林往后退了两步，但这已经是底线，他绝不打算再后退了。

然而，这个打了折扣的征收计划还是完不成。

1932年10月，斯大林做了最终的决定。

他派出了最器重的两个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卡冈洛维奇，分别前往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边疆区。二人被赋予全权，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粮食征收。

两个全权委员各自带领了一个包含政治保卫总局等强力部门关键领导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代表中央做出任何决定。

莫洛托夫和卡冈洛维奇都顺利完成了任务。他们对两地的基层组织进行了清洗，对征收政策有抵触情绪的干部被开除出党，大约2~3%的农民被认定为“富农分子”，数万人被流放，数千人被判刑，一些被认为罪行严重的甚至被枪毙。

粮食征了上来，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代价是有更多的农民被饿死。

不过，等到1932年的饥荒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爆发的九年间，苏俄境内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平均粮食产量永久性的上升了，沙俄时代那种不到十年就要爆发一次饥荒的历史，被终结了。1934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百分之百的完成了粮食征收计划。1935年，由于粮食丰收，苏联政府开始建设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粮食储备系统，用来调节丰收年和歉收年的粮食需求。这样，尽管在1936年出现了歉收，粮食供应仍然得到了保障。农业集体化改革在经历巨大的挫折、付出可怕的牺牲以后坚持了下来，成为苏联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此后经济持续发展坚实而有力的支撑。

关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与1932年大饥荒，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从1929年开始集体化到大饥荒结束，斯大林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农村来信。这些信中抱怨集体化给农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很多人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对富农的划分范围被盲目扩大化，无数中农被错误的划为富农，一夜之间失去全部财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而又诉苦无门。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农民的武装反抗运动。整个集体化过程，就像是一场小规模的内战。

斯大林不可能看到所有的信件，但肯定看了一部分，对这些情况他是知道的。

大饥荒期间，他收到了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作者，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来信，反应了其所在的乌克兰某区的饥荒惨状，请求给与紧急援助并纠正地方党组织的错误。

斯大林在看到信的第二天，就以紧急电报的方式给肖洛霍夫回了信。电报中说：“感谢通报。我们将去做所需要的一切。请告知需要多少必要的援助，请说数字。”

肖霍洛夫又给斯大林写了第二封信。斯大林再次用电报回复说，紧急援助已经发出。

过了几天，斯大林又给肖霍洛夫正式写了一封回信，再次表示感谢，又说已经派出监察部的特派员去跟他联系，进一步解决问题，希望能得到作家的帮助。

不过，与此同时，他在信中对作家提出了警告，说来信中的部分内容可能有“政治错误”。

斯大林说：

“我感谢您的来信，因为它们揭露了我们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中的毛病，揭露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时想使敌人就范，无意中伤害了朋友，滑到了残忍暴虐的地步。”

然后，他话锋一转，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您的全部意见。为了避免政治上犯错误，应该全面观察，应该也会看到另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您区（不仅仅是您区）的尊敬的庄稼人搞的是‘意大利人那一套’（怠工破坏！），想让工人、红军没有粮食吃。怠工破坏是悄悄的，表面上不得罪人（没有流血）——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尊敬的庄稼人实质上是与苏维埃政权进行着静静地战争这一状况。饿死人的战争，亲爱的肖霍洛夫同志。”

显然，斯大林没有忽略肖霍洛夫的信，但也没有完全相信肖霍洛夫的信——任何理智正常的人在斯大林的位置上，都不会不加鉴别的完全相信这样一封信。他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不同渠道的报告，有群众来信，也有下级党组织的报告，还有军队、监察部门、情报部门的汇报。他必须要把肖霍洛夫的信跟诸多渠道的信息进行对照，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或者判断哪些信息反映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哪些不是主要方面。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最倚重的，显然是来自党内同志的报告。这些报告中，很多把缺粮问题归结为富农分子的破坏和农民的消极怠工。而写这些报告的人，也并不一定全是想推卸责任或者撒谎。

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1932年大饥荒，绝不是斯大林个人作风简单粗暴、不顾农民死活那么简单。它凸显了一个隐藏的很深刻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阶级性质。

布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

在理论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看成是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和地主都是反动阶级，应该予以消灭。而农民，则要相对复杂一些，他们是受压迫的阶级，天然属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按照拥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划分阶级并判断其进步性质。农民（除了佃农）拥有土地，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因而被认为天然具有保守落后的倾向。农民是工人积极的革命盟友，但不是平等的盟友。这里涉及到复杂的理论问题，暂且不去细说。总之，工人阶级的利益高于农民的利益，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高于农民。在这方面，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没有分歧，这在党内属于是基本共识。这是理论方面。

从布党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一个根植于城市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其主要领导人没有一个来自农民。它夺取政权的过程，也是依靠城市工人和士兵起义。这就决定了其干部群体必然以城市居民和工人阶级为主。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十分薄弱。在十月革命之前，布党几乎跟农村没有联系，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没有基层党组织。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这些“国内派”，也主要是在城市里领导工人罢工，没有组织过农民斗争。深入农村的革命组织，主要是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缺乏系统化革命理论的支持，组织也比较混乱，喜欢通过搞政治暗杀这种方式来干革命，其内部也分为诸多不同倾向的独立派别。十月革命后，左派社会革命党跟布党决裂，还派人刺杀列宁，最后被有系统理论指导和严密组织性的布党严酷镇压。

不管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布党高层领导普遍对农村问题不够了解，对农民也不太信任。当城市出现粮食短缺的时候，就会派出“工人征粮队”下乡，强行从农民手中征粮。尽管也组织过“贫农委员会”这种农村基层组织，但组织的不好，受重视程度也不高。来自农村的党员很少有上升渠道，无法晋升到中高层。

这种情况下，农业集体化的推动，一旦遇到问题，党的第一反应就是从城市派遣工人阶级出身的“可靠”干部去下乡调查和解决。这些干部下去之后，跟农民互相不信任，工作很难开展。而且，他们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了解。比如，他们发现农民家里有很多牛羊，而城里却严重缺乏肉制品；农民家中会存储一些粮食；除了粮食以外，农民的食物还有一些自己种植加工的蔬菜水果豆类等副食品，这些在城市里是非常稀缺的。他们据此认为，农民的生活比城市过得更好，不上交粮食完全是保守落后的思想造成的。其实，副食品只是粮食不足的必要补充，利用一些无法种粮的零碎土地种植而获得，要大规模搜集征收成本极高；牛羊等属于生产资料，粮食储备则是为了应对歉收的生存保障。干部们不了解农业生产方式，当土地产出下降的时候，也会认为这是农民消极怠工甚至有人破坏造成的。等等。

当然，在农民中间，投机倒把的“富农分子”和消极怠工的人也肯定存在。只是比例应该不会很高。但在不了解情况的“下乡干部”眼里，一旦发现个例，很容易就认为是隐藏在自己眼皮底下的普遍现象，浓墨重彩的向上汇报。他们也许没有撒谎，但夸大了矛盾的次要方面。

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被认为是“可靠的”、“政治觉悟高的”无产阶级下乡干部，一致向上反应，城里的工人和士兵们在挨饿，农民却在消极怠工，拒不上交足够的粮食，并还能享有丰富的副食品。农民的缺点被层层放大，农村的问题却被层层压缩。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个人品质问题，既不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的品质问题，也不是那些下乡干部的品质问题。这是布党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发展历史的必然。

简单来说，就是，布党在组织上还没有为农业集体化做好准备。在集体化过程中，做决策的高层和负责执行的基层，都不太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样，在世界大战的阴影造成的紧张局面中，虽然集体化政策大方向正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布党组织内部却出现了一片手忙脚乱的混乱局面。

斯大林等高层根据下面提交上来的报告，很难准确判断真实的情况，同时又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看了干部们的报告，觉得农村坏人很多要坚决镇压；看了农村群众来信，又觉得干部太粗暴必须干预；看到城市工人来信，又觉得必须加强征粮确保工人有饭吃。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不断的改变说法。1928年之前，斯大林坚决反对没收富农的财产并流放富农；后来又决定通过“消灭富农阶级”推动集体化；过了一段，又要求基层干部不得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推动集体化；等到发现集体化遇到严重挫败，再次发出强硬指示：绝不能对破坏分子心慈手软。

负责具体执行的“下乡干部”，对不断变化、前后矛盾的指示感到迷茫，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又不够了解，对农民普遍存在歧视甚至是敌意。他们唯一确定的，就是集体化必须要往前推进，城市的粮食需求必须得到保障。搞不清楚怎么干，那就牺牲农民来解决问题，总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这种执行层面的混乱，遇到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的歉收，就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大饥荒。

农业集体化，是工业生产方式对传统农业的颠覆，用工业协作的模式改变分散耕作的小农经济。它总体符合生产力前进的大方向，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公正的理想。但是，受国际环境和布党自身组织能力的影响，在推动过程中出现了“左”的错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大饥荒的爆发，是工农联盟内部的一次生存资源分配的冲突，甚至是一场小规模内战。布党在遇到基础资源不足的时候，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优先保障工人阶级的需求。农民们发起了无组织的反抗，方式包括隐瞒部分粮食、消极怠工、屠杀牲畜等等，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暴力抵抗，但都遭到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强力镇压。

莫洛托夫在前往乌克兰的时候，就宣称：“我们不会让现在被指控有过火行为（暴力征粮和镇压农民反抗——作者注）的那些人委屈。问题是这样的：或者是取粮，甚至要跟农民吵架，或是让工人饿肚子。明摆着，我们宁肯取前者。”（《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28页）

不能把大饥荒的责任归结到斯大林个人品质身上，也不能归结为集体化运动本身。集体化是解决当时苏联农业问题的正确道路，它比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都更加符合苏联国家生存发展的实际需求。斯大林在集体化过程中并不是扮演一个“疯子”或“暴君”的角色，而是全党意志的代表。党需要他坚定的推动高速工业化和集体化，需要他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以获得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城市里的工人和军队里的战士。面对粮食歉收，他压缩了征粮比例，努力为重灾区的农民提供救济，他看到了肖霍洛夫等人的信件，试图多了解一些真相，但他主要还是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业农村问题，愿意优先相信党内干部提供的报告，在优先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上则毫不动摇。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党在处理工农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有很多错误政策是需要检讨的，但并非个人品质问题。

——后来，中国党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但中国党的基层组织能力比布党强得多，且多数领导人来自农民阶层。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也就比布党要做的更好一些。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带来的人口损失也有数百万（绝不是谣传的三千万），但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则远低于1932年前后的俄国。不过，饥荒毕竟还是爆发了，这是因为中国和苏联选择了主要靠自身积累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像传统殖民帝国一样，通过外部掠夺来推进工业化进程。自身积累高速推进工业化，整个国家必须把资源利用紧绷到极致，尤其是要把有限的农业剩余全面投入到工业体系建设中去，留在农村的农业剩余被压缩到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和再生产的底线上，一旦遇到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很容易会在农村引发饥荒。英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掠夺殖民地的农业剩余来实现的，在其殖民地印度、孟加拉、爱尔兰等都制造过大饥荒，死亡人数超过千万。美国的工业化进程，除了从全球殖民体系中吸血，也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黑奴贩运密不可分。日本的工业化，又和通过甲午战争劫掠中国资源，吞并朝鲜、台湾等殖民地，并向清朝勒索巨额赔款密不可分。尽管如此，大饥荒仍然是应该避免的，中间有需要理论上、体制上的问题需要深刻反思并加以改进。（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