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六）基洛夫遇刺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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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造成的问题在党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斯大林的人很多，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不过都不可能取得党内多数的支持，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分、撤职甚至开除出党。

不过，在诸如高校这种相对远离实际政治的地方，不同意见始终在半公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可能”导致斯大林夫人自杀。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老战友阿利卢耶夫的女儿。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阿利卢耶娃两岁的时候，曾经掉进河里差点淹死，斯大林跳下去把她救了出来。十月革命胜利后，39岁的斯大林与不满十八岁的娜杰日达成婚。结婚的时候，娜杰日达中学还没有毕业，斯大林南下保卫察里津的时候还带上了她。不难想象，这个年轻的女孩对自己的丈夫有多么崇拜和热爱。她给列宁当过秘书。后来，进入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基本不参与政治。学院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斯大林的夫人。学校里关于集体化带来的灾难的讨论让她非常困扰。她曾经热切崇拜的丈夫，看起来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背叛了革命理想、害死了数百万无辜的可怜人。

她可能跟斯大林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没有发生任何效果。总之，1932年11月，感到绝望的阿利卢耶娃开枪自杀，年仅31岁。

阿利卢耶娃自杀之前最后见的人是莫洛托夫的妻子。那天刚举办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的晚宴，二人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聊了很久，但内容已无从知晓。

当时，不仅党内反对派，甚至包括像奥尔忠尼启则这样的老斯大林分子也希望莫洛托夫辞职。他们认为，就算斯大林本人不直接承担责任，至少要找个替罪羊出来为集体化造成的灾难“背锅”。莫洛托夫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分管经济建设，又作为全权委员去乌克兰征粮，是最合适的“背锅侠”。

但斯大林力保莫洛托夫，也拒绝找任何人来背黑锅。他坚持认为集体化这个事情没什么大错，不需要处理任何高层·。

阿利卢耶娃与莫洛托夫的妻子密谈，肯定会涉及到当时的这个热点话题。谈话结束以后，她就返回卧室开枪自杀了。

妻子的自杀对斯大林冲击极大。他在葬礼上痛哭流涕，站在灵柩旁久久不肯离去，嘴里念叨着一句话：“没保护好。”

此后大约一个月，斯大林没有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也没有发表什么讲话或文章。他的情绪很糟糕，根据身边亲人的说法，甚至说过他也想自杀这种话。

警卫员雷宾后来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会夜里驱车去墓地，走进小亭子，呆在那里，沉默地一袋接一袋抽着烟斗……”（雷宾，《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转引自《斯大林转：战略与命运》，550页）

斯大林的女儿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在晚年——也就是阿利卢耶娃去世差不多二十年以后，经常与她谈起其母自杀的事情。谈话中，斯大林会很失态的咒骂一些可能与此相关的人，比如莫洛托夫的妻子，给阿利卢耶娃送那把手枪作为礼物的亲戚，以及阿利卢耶娃去世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的作者等等。此事在情感上、心理上对斯大林伤害之深，可见一般。

不过，有一个人的存在，可以让斯大林在工作的闲暇中找到一些乐子，缓解因为妻子自杀而带来的悲痛。

这个人就是基洛夫，唯一一个被斯大林愉快的称之为“兄弟和朋友”的人。

斯大林最铁杆的支持者有三个：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基洛夫。这三个人在历次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斗争中，以及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始终旗帜鲜明的站在斯大林一边。其他“斯大林派”的高层，比如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都多少表现出过游移不定的态度。

三大铁杆跟斯大林的个人关系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莫洛托夫在三人中资历最老、地位最高，但跟斯大林的个人关系最不亲密。因为他太严肃了，跟斯大林是一类人，两个严肃的工作狂在工作中互相鼎力支持、政治上彼此信赖，但除工作以外无话可说。

卡冈洛维奇在三人中年龄最小，是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者，喜欢把斯大林吹上天，还建议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市，把“斯大林主义”跟“列宁主义”并列等等。斯大林相信他的忠诚，但对这些吹捧的言行不太感冒。米高扬回忆说，有一次斯大林向卡冈洛维奇抱怨：“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您对我尽是溢美之词？就像所有一切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习气，社会革命党人才会过分强调领袖的作用。”（《命运与战略》，630页）

斯大林在外地给政治局写信，如果是卡冈洛维奇传达，他就会说：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如何如何，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完成好斯大林同志交代的任务。而如果是莫洛托夫传达，他就会说：斯大林提议我们如何如何，我觉得我们应该同意这样做。莫洛托夫比较在意维护党内民主程序，喜欢给斯大林提意见；卡冈洛维奇则总是热烈的赞成斯大林做的任何决定。

基洛夫在三人中地位最低。他只是列宁格勒第一书记，1934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才第一次进政治局，排名第八。不过，他跟斯大林的个人关系最亲密，既不是姿态很低的吹捧，也不是莫洛托夫那种只谈工作不谈生活，而是能够恰如其分的把工作和生活夹杂到一起。作为下属，能跟斯大林这种领导处成哥们，基洛夫的情商肯定是很高的。斯大林跟他相处的时候最开心。

1924年5月24日，斯大林出版了《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那时候，他还不是最高领袖，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联合执政。书出版后，他立刻给基洛夫送了一本，上面写着：“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作者约·斯大林。”（《年谱》，286页）。

莫洛托夫在晚年的回忆也说：“他是斯大林最喜欢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斯大林后来只有对日丹诺夫才像对基洛夫那样好（《密谈录》，317页）”。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西克回忆说：“斯大林最喜爱和尊重基洛夫，以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之爱去爱他。基洛夫同志来莫斯科和去南方对斯大林来说是真正的节日……在莫斯科他住在斯大林的住宅里，斯大林几乎与他形影不离。”

斯大林的警卫员雷宾也回忆说：“每年这个时候基洛夫到斯大林这里来……他们有着坚实可靠的友谊……整个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他都习惯了住在我们这里。甚至他睡斯大林的床，而主人安睡于沙发。”

雷宾回忆了1934年最后一次见到基洛夫，那是在斯大林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有个叫杜比宁的工作人员趁着没人，跑进别墅旁边的澡堂洗澡。不料基洛夫和斯大林正好过来准备洗，却发现门从里边锁着。他们就敲门，那个警卫在里边大声问：“谁呀？”斯大林听出声音来了，就说：“啊，杜比宁，你洗吧，我们等着。”基洛夫在一边笑，指着旁边的警卫说：“他们有没有洗过？”杜比宁听出来是斯大林的声音，身上的肥皂泡还没有冲，直接就提着裤子冲出来了，连声说洗完了洗完了。基洛夫和斯大林这才进去洗——在中央高层中，也只有基洛夫可以跟斯大林一起洗澡。然后，斯大林又带着基洛夫去爬山，找个平台坐下来喝酒，还招呼警卫们来一起喝。警卫们不敢喝，基洛夫说：“没事，我们不会告诉弗拉西克的。”

那是1934年的11月28日或29日的事情。

1934年应该是斯大林心情比较轻松的一年。坏消息还是很多，国际形势继续紧张。但一五计划成功完成，二五计划顺利推进。他开始从妻子自杀的阴影中走出来，国家也从粮食紧缺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就在两天前（11月26号）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发言，提议废除粮食的凭证供应制度。这标志着自从苏联诞生以来就如影随形的粮食问题基本上被彻底解决，集体化改革将成功收官。

临行的时候，斯大林带着警卫把基洛夫送到车站，跟他拥抱告别。

两天以后，12月1号，基洛夫就在列宁格勒被刺杀了。

两年前，最亲爱的爱人死了；现在，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死了。

斯大林接到电话之后，几乎是快要疯了。他立刻决定亲自前往列宁格勒调查此案、审讯凶手。一同前往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等。

一下火车，他就扇了前来迎接的列宁格勒内务局领导人一个耳光。这是有资料记录的斯大林唯一一次动手打人。

这应该是斯大林一生中最缺乏理智的时刻。

愤怒的斯大林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休会期间行使立法权）主席叶努基泽直接打电话下令，要求立刻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处理恐怖活动案件的时间不得超过十天，有关结论在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死刑要立即执行。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订案，不是斯大林临时想出来的。它的源头是1927年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即大使）彼得·沃伊科夫遇刺，是1927年“国防危机”中的一个关键事件。苏联当局对此事高度紧张，中断了跟波兰的和平谈判，并下令红军进入战备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副司法人民委员N·V·克里连科向政治局建议设立特别警察法庭，对此类恐怖活动采取特殊程序处理，包括快速审理、不准上诉、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一直压着这个提案没批。一直压了七年，在基洛夫遇刺以后，才重新拿出来略加修改给通过了。在斯大林给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叶努基泽打电话的时候，有可能确实没有通过政治局讨论。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正式修法之前，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推动投票的工作，跟各自联络的执行委员们沟通，确保投票通过。因此，也不能说斯大林绕过政治局直接修改刑事诉讼法。（来自：知乎-苏译社，节选翻译的马修·莱诺，《基洛夫谋杀案与苏联历史（The Kirov Murder and Soviet History）》，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2月1日法和对人质的处决”部分）

根据这个紧急通过的修订案，在基洛夫遇刺后的十天内，约有100名涉嫌参与暗杀等恐怖活动的“白卫军分子”被火速处决。这100人是在基洛夫遇刺之前就被抓的，跟基洛夫案无关。斯大林在事后（1936年5月）对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解释了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对我们不能不产生影响。我们枪毙的100个人从法律角度讲与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是由我们的敌人从波兰、德国、芬兰派来的，他们都全副武装，其任务就是要对包括基洛夫同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这100个白卫分子在军事法庭上根本不否认自己的恐怖意图。……我们大家都知道，恐怖犯罪分子在凶狠地杀害了基洛夫后，还打算杀害其他领导人。为防止这一罪行重演，我们只好承担起枪毙这些先生这一并不令人愉快的义务。这就是政权的逻辑。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显得强大有力，无所畏惧。否则，政权就不成其为政权，就不能被公认为政权。”

凶手名叫尼古拉耶夫，曾任在列宁格勒红色兵工厂当文书，负责政治宣传等工作。在1929年基洛夫代替季诺维也的过程中，他被认为有思想问题而被解雇。不过没有受政治处分，因此很快就在另外要一家工厂找到了新工作。

1930年，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党开始大量动员城市无产阶级到农村去支援集体农庄建设。整个列宁格勒动员了两万五千人下乡。如前文所述，集体化过程刚开始非常混乱，临时动员下乡的无产阶级干部对农村两眼一抹黑，跟农民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尼古拉耶夫被派往西伯利亚中东部一个非常偏远的区。他在临行前买了一把手枪，也获得了持枪许可证。刺杀基洛夫的手枪即来源于此。

1931年初，尼古拉耶夫回到列宁格勒，在州党委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为他后来顺利混进州委大楼创造了便利。他的性格很不合群，在任何岗位上都待不了很长时间，就会被上司想办法踢走。他先后在扫盲协会、工农检察院、党史研究所上班。后来，研究所也不想要他，想调他去其它部门工作，而且是远离列宁格勒的地方。尼古拉耶夫拒绝了，理由自己身体不好而且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然后，他就被开除了：开除工作、开除党籍。

没多久，他又被恢复了党籍，被分配了本地工厂上班的工作。但他拒绝去上班，坚持认为自己需要去疗养。他不停的申诉，当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由于长期不工作，没有了收入，只能靠妻子养活。

然后他就觉得党对他不公正，还开始写自传体日记，在日记中不断发泄对当局的不满。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基洛夫跟尼古拉耶夫的妻子有染。这个事儿是无稽之谈，没有一点证据。有人说从基洛夫遇刺到尼古拉耶夫的妻子被内务部抓起来审问只有十五分钟，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实际应该是相差了两个小时以上。

尼古拉耶夫在日记里边宣称自己准备干大事，还说：“我的枪击，将类似于日里亚波夫的枪击！”——日里亚波夫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刺客。这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刺杀，背后有一个反政府组织在策划。

10月15号的时候，一个过路人因企图靠近基洛夫而引起警卫人员的注意。他们把可疑的人拘捕了，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据尼古拉耶夫后来说，他身上带着枪，以及自己画的基洛夫日常活动路线图。

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局。列宁格勒内务局警员检查了他的包，然后移交给主管古宾处理。在后来的审讯中，警员和古宾都坚称没有从尼古拉耶夫的包里发现有手枪和暗杀材料，只有身份证、党员证和一些报纸。尼古拉耶夫向古宾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向基洛夫反应申请疗养的问题。古宾相信了他的话，把他释放了。

——内务局的人有可能在说谎。尼古拉耶夫在1934年8月就在个人日记本中写下了给母亲和妻子的“最后告别信”，信中跟妻子说“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让党来审判你”（来自：知乎-苏译社，节选翻译的马修·莱诺，《基洛夫谋杀案与苏联历史（The Kirov Murder and Soviet History）》，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系列六：尼古拉耶夫的内心挣扎”）。可见此时他已开始为刺杀做准备了。此后去接近基洛夫，应该会随身带着枪。

12月1号这天，尼古拉耶夫凭党员证混进入了州委大楼，在基洛夫办公的楼层呆了足足一个小时。他在这里工作过，其出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基洛夫走上楼之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也不知为何跟他拉开了一段距离，处在看不见基洛夫的位置。这才让尼古拉耶夫刺杀成功。

斯大林赶到列宁格勒，立刻提审尼古拉耶夫，发现其情绪非常激动、语无伦次，就吩咐先关起来，照顾好，等状况稳定了再问。第二天，他又下令要亲自审问鲍利索夫。

结果，鲍里索夫在被押送过来的途中出车祸死了！而汽车司机和押送他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却没有受伤。

斯大林不相信车祸是一场意外。他又下令把押车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司机还有在路边指挥交通的警察等人全都抓起来审问，并派法医立刻对鲍里索夫做尸检。

但是，在1934年12月，所有人的证词和尸检报告都表明，这确实是一场意外。由于斯大林从莫斯科带了两百多人的队伍过来，列宁格勒接待车辆都不够用了，这才临时给鲍里索夫安排了一台很破旧的货车。这辆货车在路上某些关键部件故障，拐弯的时候失控，造成了车祸。尸检报告表明，鲍里索夫的头是撞到平坦的硬物（应该就是货车车厢）上致死的，没有被锤子等凶器击打造成的损伤。（1956年以后苏联政府还搞过一次“开棺验尸”，把鲍里索夫的尸骨拿出来又检查了一遍，确认了这一结论）

司机在刚接受审讯的时候说车祸是爆胎引起的，但车辆检测结果则认为是某个关键零部件老化失灵造车的，略有矛盾。司机在1936年改变说法，声称车祸是内务部工作人员抢夺方向盘引起的，并且听到身后有人用钝器击打的声音。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又改变说法，说没听到背后有声音，1936年的说法是因为刑讯逼供，但仍然继续坚持说内务部人员抢了他的方向盘，造成了车祸。

负责押送的三个工作人员在1936年已经被枪毙了，有承认制造车祸杀死鲍里索夫的供词，但又都在法庭上翻了供。所以事实终究还是有疑问。

不管怎么说，在1934年的12月，由于司机和押送人员证词一致，且与目击者和多名法医尸检报告的结论相符，斯大林接受了车祸是一场意外的说法。

斯大林首先怀疑的是外国间谍或者白卫军分子。他接到基洛夫遇刺的电话之后，第一反应就是问凶手是否跟白卫军分子有关系。但是，这条线索上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

对尼古拉耶夫与白卫军阴谋关系的调查一无所获。同时，在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中发现了几个曾经属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人的名字，且尼古拉耶夫本身就是曾经被开除出党然后又恢复党籍的党员，斯大林迅速决定把调查方向转往党内反对派。

经过调查，尼古拉耶夫在决定刺杀基洛夫之前，跟他日记中提到的几个反对派有过交流。他们的政治观点影响了尼古拉耶夫，让他坚定了通过暗杀来表现政治观点的想法。

这些人立刻就被抓了起来。

刚开始，尼古拉耶夫说这些人对他只有政治上的影响，没有参与暗杀密谋。

1934年12月4日的审讯记录档案原文如下：

“问：你与前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对你杀死基洛夫同志的决定有什么影响？

答：我与托洛茨基分子沙茨基、伊万·科托利诺夫、尼古拉·巴尔金等人的联系影响了我杀死基洛夫同志的决定。然而，这些人不是作为任何团体的成员，而是作为个人，与我互相认识。我认识这些人已经有好几年了，其中有些人是最近才认识的。”(来自：知乎-苏译社，节选翻译的马修·莱诺，《基洛夫谋杀案与苏联历史》，“系列八：告发季诺维也夫分子”部分)

经过很多轮的反复审讯，尼古拉耶夫最终承认，他和这些人结成了一个阴谋集团，合伙杀害了基洛夫。

12月13日的审讯记录原文如下：

“问：你是否承认你是由科托利诺夫、沙茨基、尤斯金等人组成的列宁格勒前反对派反革命集团的一员？

答：是的，我承认我是由科托利诺夫、沙茨基、尤斯金等人组成的前反对派团体的一部分，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

问：该团体的参与者持有什么政治观点？

答：该团体的参与者基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纲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认为必须通过任何必要手段取代现有的党的领导层。

问：谁批准了对基洛夫同志的谋杀？

答：对基洛夫同志的谋杀是由[...]科托利诺夫和沙茨基以整个集团的名义批准的。

问：你从科托利诺夫[和]沙茨基那里得到了什么应该在调查期间如何表现的指示？

答：我应该把基洛夫谋杀案说成是个人行为，以掩盖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参与。” (来自：知乎-苏译社，节选翻译的马修·莱诺，《基洛夫谋杀案与苏联历史》，“系列八：告发季诺维也夫分子”部分)

但是，尼古拉耶夫提到的这些“同伙”，大多否认自己参与了尼古拉耶夫的阴谋。他们只承认跟尼古拉耶夫交流过反政府的政治观点。

此外，还顺藤摸瓜抓了很多相关人员，其中一些人提供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秘密活动的证词，还说存在一个“莫斯科中心”和一个“列宁格勒中心”，并交代了主要成员。当然，这些供词的可信度存疑。

最关键人物的是尼古拉耶夫日记中提到的“科托利诺夫”。这是一个曾经被开除出党并流放过的反对派，后来表示悔过，又被恢复党籍并重新安排工作。他的这段经历是斯大林在1934年之前处置反对派政策的一个典型代表。尼古拉耶夫说暗杀指令就是他下达的，科托利诺夫则坚决否认。

为此，12月13号，内务部专门组织了一次他和尼古拉耶夫的当面对质，主要内容如下。

“向科托利诺夫提问：你是否确认你是反革命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

答：是的，我确认我是。

向尼古拉耶夫提问：你是否属于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是谁招募了你？

答：是的，我属于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我是被科托利诺夫招募进这个组织的；那是在1934年9月，在科托利诺夫学习的理工学院大楼里。

向科托利诺夫提问：你是否确认是你招募尼古拉耶夫加入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的？

答：不，我否认。

向尼古拉耶夫提问：科托利诺夫是否以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的名义提议你杀死基洛夫同志，你是否接受了这个提议，以及这个提议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答：是的，科托利诺夫以季诺维也夫-特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名义向我提出了杀死基洛夫的建议；我在1934年9月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是在我于科托利诺夫见面的理工学院提出的。

向科托利诺夫提问：你是否证实尼古拉耶夫的证词，即他在你的命令下杀死了基洛夫？

答：不，我否认。”(来自：知乎-苏译社，节选翻译的马修·莱诺，《基洛夫谋杀案与苏联历史》，“系列九：告发季诺维也夫分子”部分)

12月14号，内务部又组织了尼古拉耶夫和另外一个反对派尤斯金的对质。这次对质的主要内容跟昨天的差不多。但有一点特别之处：尤斯金承认，尼古拉耶夫跟他提起过刺杀基洛夫的想法。他说：“在与尼古拉耶夫的谈话中，我告诉他，杀死基洛夫就必须杀死斯大林。” 而在最后的法庭审判中，他说，他反问尼古拉耶夫“为什么是基洛夫？为什么不是斯大林？”

尤斯金解释说，他以为尼古拉耶夫是在开玩笑或者说气话，所以用开玩笑的话回答了尼古拉耶夫。（来源：同上。）

12月28号，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尼古拉耶夫等14人出庭受审。

庭审过程分为询问和最后陈词两个部分。所有人依次接受询问，矛盾之处互相对质。然后集体休息一下，再依次发表最后陈词。

起诉书中说，除了沙茨基以外，其他被告都承认自己属于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其中有四个人（包括尼古拉耶夫）承认参与了刺杀阴谋。

在实际的庭审中，情况有所变化。尼古拉耶夫非常配合，完全不改变证词，继续指控其他同伙。另外三个承认参与暗杀的人，有一个人完全认罪，有两个人在接受法官询问的时候翻供，否认参与了暗杀，但在最后陈词中又比较笼统的表示认罪，未再拒认暗杀指控。

沙茨基继续完全拒绝一切指控。其他人还是只承认参与了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但拒绝承认参与暗杀阴谋。科托利诺夫在最后陈词中则连参与反革命集团也一并否认了。

依据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供词和庭审记录（不仅是本文列举的这些），一个松散的反斯大林地下政治组织应该确实存在。许多前反对派成员在认错悔过、重新入党工作以后，仍然抱有反斯大林思想，且私下彼此联络、偶尔聚会，并讨论过如何终结斯大林的统治。这些人中，有人跟尼古拉耶夫交流过看法，并对尼古拉耶夫的暗杀决定产生了影响。

基洛夫案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尼古拉耶夫按照季诺维也夫集团成员的指示暗杀了基洛夫；

第二种可能性：尼古拉耶夫完全独自行动，仅在思想上受到了季诺维也夫集团成员的影响；

第三种可能性：尼古拉耶夫自己决定暗杀基洛夫，没有接受指示，但集团成员知道且鼓励他这样做。

法庭最终认定了第一种可能性，并将所有被告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根据基洛夫的警卫卡察法在1956年的回忆，在其他十三人都被枪决以后，审判长维辛斯基还最后问了科托利诺夫一句：“他们现在要枪毙你，所以告诉我们真相，到底是谁组织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对此，科托利诺夫回答：“这整场审判就是个垃圾。人都已经被枪毙了。现在我也要被枪毙了。但除了尼古拉耶夫之外，我们都没有犯什么罪。这就是绝对的事实。”

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以及所有的供词、庭审过程和最后枪决前的话，都充满了矛盾，其中肯定有人在撒谎，但无法确认是谁，以至于无法得到任何确定的结论。只能由读者自行去做主观判断。

如果只看被告的供词和庭审表现，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可能性明显高于第一种可能性。即尼古拉耶夫是自己决定刺杀并独立行动的。政治反对派成员主要在思想上影响了他，有人可能提前知道或猜到了，但没有人给尼古拉耶夫下指令或者出谋划策。

但是，后续的调查暴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审判尼古拉耶夫的时候，亚戈达还在主管内务部，审讯过程是他和他最信任的助手阿格拉诺夫在主导。所有材料都会经阿格拉诺夫审阅之后，才会上报斯大林。而亚戈达和阿格拉诺夫后来都被指控参与了反党活动，跟季诺维也夫有同盟关系。

这样，尼古拉耶夫等人的供词，就可能是被篡改过的，或者在审问的时候就有意进行引导，只指控基层人员，隐藏对高层的直接指控。根据叶若夫后来的回忆，亚戈达在案件一开始就努力想把调查方向往国外白卫军的方向引导，而不是去调查季诺维也夫。他说：“我记得，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来，说：‘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寻找凶手’。我应该指出当时的契卡并不相信这一点……斯大林同志不得不出面干预。斯大林同志叫来亚戈达，说：‘小心点，我们会打烂你的脸。’”（来自：知乎-苏译社，节选翻译的马修·莱诺，《基洛夫谋杀案与苏联历史》，“系列八：告发季诺维也夫分子”）

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中也有相关暗示，其中最关键的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可以写很多，但我要保持沉默”。他在私人日记中把刺杀计划和政治动机都说的很露骨，自比俄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刺客。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关键信息比刺杀行动本身更重要更敏感而必须保持沉默的呢？

此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他说刺杀计划将由他“几乎孤自一人”来完成，隐含的意思就是并非孤自一人。

总之，在斯大林的强大压力，以及叶若夫的监督下，亚戈达不得不把调查方向转到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调查上来。但亚戈达还是采取“丢车保帅”的策略，把季诺维也夫等人参与暗杀的线索从供词中删除，暂时瞒过了斯大林。

1935年1月16号，季诺维也夫也接受了法庭审判，罪名是组织和领导地下反革命组织。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季诺维也夫事先知道尼古拉耶夫的刺杀决定，组织暗杀的罪名没有加到他头上。他只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此外，还有十多个被认为是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骨干的成员被判处了十年到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加米涅夫被判了五年。

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政治处理，很多被认为参与季诺维也夫集团反党活动的党员再次被大量清除出党。基洛夫案看起来将以比较温和的方式结束。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会在沉寂一年多以后再度爆发，演绎出震惊世界的三次“莫斯科大审判”，让列宁在世时期除了斯大林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死于非命——自杀、暗杀或被枪毙。（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