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七）基洛夫案与大清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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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基洛夫遇刺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这个看法不完全正确。

“大清洗”一般被认为是发生在1937年7月2日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反苏份子的决议”到1938年11月叶若夫被免职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从基洛夫遇刺到“大清洗”爆发，过去了两年半。这两年间实际上是相对比较“风平浪静”的。斯大林在一怒之下枪毙了100名白卫军恐怖分子以后，很快就又恢复了理智，让案件审查工作回归正常了。通过持续的追查，发现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党组织应该为此负责，然后又枪毙了一批相关罪犯。但并没有盲目扩大镇压范围，没有把对基洛夫案的调查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血腥镇压运动。

整个苏联历史（1923年到1991年，不包含1917年到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之前的苏维埃俄国时期），因反革命罪名或者其他特别危险的国家级别犯罪（即苏联刑法中的 “国事罪”，类似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了叛国、间谍、泄漏国家机密、武装暴动、分裂国家、恐怖行动、破坏国家经济、破坏国家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财产等）被判处死刑的人数是大约八十多万人。而1937年到1938年这两年，因为国事罪被处决的人数是681692人（《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下）》，158页）。也就是说，大处决集中发生在这两年，平均每年处决34万人，比余下67年加起来还要多，其它年份平均每年仅有约两千人。

——“国事罪”不一定是政治罪。比如，间谍和泄露国家机密一般被认为是标准的刑事犯罪，与政治无关。此外，爆炸、纵火、伪造货币等行为，如果被认为跟破坏国家经济体系或公共财产有关也会被纳入“国事罪”，但其中很多犯罪动机不一定跟政治有关。另一方面，一些与政治有关的镇压活动未必会用国事罪来推动，比如流放富农。但是，没有动用国事罪条款来惩罚的政治犯，一般不会被判处死刑。“大清洗”期间“三人小组”的死刑决定，也都是用的国事罪罪名。总体而言，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用国事罪的死刑判决数量来衡量政治镇压的强度，是比较合适的，比泛泛的使用估算的“被镇压人数”更加客观可靠。

知乎博主“炭翁”翻译了一本名为《斯大林时代：经济、镇压与工业化》的俄语书。这本书提供了从1923年到1952年三十年间，因为反革命罪或者其他特别危险的国家级别犯罪而被判刑的人的数量。其中1937年和1938年的死刑数据跟《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下）》中的数据是完全一样的。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1953年内务部第一特别处统计的，一个是1997年一位学者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档案中统计出来的。这两个数据在个别年份有差异，应该跟历次刑法修订的细分罪名调整有关，但总体差别不大。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七）基洛夫案与大清洗的关系

这张表格很清楚的表明，大饥荒结束后，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苏联国事罪的死刑判决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1930年是一个高峰，这是集体化改革最激进的一年，集体化遭到的抵制引发了较多的国事罪死刑判决，达到了两万人。然后就开始迅速下降。1941年和1942年的德国入侵苏联的前两个年头，国事罪的死刑数量再次飙升，最高突破的两万。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认为战争威胁已消失，在1947年5月废除死刑，所以1948、1949年的国事罪死刑数量为零。后来觉得完全没有死刑还是镇不住，又给恢复了，但国事罪死刑数量始终没有再超过每年两千。

1934年，国事罪的死刑数量已经从三年前的一万多人下降到了2056人。在基洛夫遇刺后的1935年和1936年，又几乎减少了一半，此类死刑数量仅有一千多人。从国事罪死刑的数据来看，1936年是从1927年到1946年二十年间政治斗争“火药味”最淡的一年。

这个数据非常清晰的表明：斯大林没有利用基洛夫遇刺来发动“大清洗”。他仅仅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几天内表现得有点失去理智，然后就冷静下来，让案件调查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了。那个被无数人痛斥的违反法治精神“刑法修正案”，只是被用来紧急枪毙了100个白卫军恐怖分子，发泄了怒火，并打击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并没有立刻被用于大规模处决。

两年的时间是很长的，国际国内的大事太多，人的情绪和关注点都不会维持那么长的时间。党内被基洛夫遇刺所调动起来的激动情绪早就平复，关注点也早就转移了。如果斯大林想要用基洛夫遇刺案来消灭党内的对手，显然应该是“趁热打铁”，火速把他想干掉的对手抓起来杀掉才对。

斯大林没有这么做，他并不想用基洛夫案来杀太多的人。尼古拉耶夫最终供认了自己刺杀基洛夫是收到了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指使，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侦察方向。基洛夫案开始往这个方向继续深挖，但因此被枪毙的人非常少。

1935年和1936年，为了防止基洛夫案的发生，斯大林下令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党”运动，但不是用死刑，而更多的是党纪。很多被认为有问题的党员被清除出党。然后就是印发了一些宣传教育文件，告诫各级党组织要严防死守，对国内外的反对派渗透和恐怖活动保持高度警惕。这不是“大清洗”。

斯大林对党内的反对派一直到1936年，都是比较宽容的。

对托洛茨基，先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主席的职务，还要保留政治局委员；再继续闹，取消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发动群众上街抗议，公开党内矛盾，开除出党；继续搞地下反党组织活动，流放阿拉木图。每一次处罚都很有分寸，留有余地。呆在阿拉木图还继续遥控指挥党内反对派的秘密活动，也就是驱逐出境，没判刑，更没有杀掉。

对季诺维也夫，也是根据违反党纪的严重程度给与不同的惩罚。1927年组织街头抗议，开除出党；1928年给中央写信承认错误，又恢复党籍，给安排中央非实权部门的领导职务；1932年又被发现还在搞地下反对派活动，又开除出党；1933年承认错误、保证悔改，再次恢复党籍，安排职务。

对其他级别更低的反对派，也是一样的。像皮达可夫这种有才干的，更是格外重用。

《斯大林传：战略与命运》中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叫斯坦切夫的人，是托洛茨基的铁杆，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跟托洛茨基同时被流放。在流放地，他仍然坚持写作各种反斯大林的文章，秘密传播。1932年，内务部从他的住处搜出来一封信，里边把斯大林的政策骂的狗血淋头，说有数百万劳动者在忍饥挨饿，断言一五计划将彻底失败，苏联经济将会崩溃，而斯大林唯一擅长的就是镇压。

这封信被送到了斯大林的案头。他饶有兴趣的读了一遍，在第一页批注道：“哈哈哈，不务正业的家伙”；在第二页批注道：“老糊涂虫。斯大林。”最后指示“存档”。

斯坦切夫没有因此被处罚。在表示悔过认错以后，1934年结束流放返回莫斯科，1935年（基洛夫遇刺以后）被批准从新入党，并被任命担任苏维埃红十字会主席。

1932年大饥荒结束以后，斯大林一直在致力于缓和党内的紧张气氛，老的党内反对派大批大批的被释放或结束流放，被允许重新入党，被重新安排工作。基洛夫案并没有中断这个过程。对政治上的反对派，斯大林仍然坚持跟以前一样的办法：专案专办，根据具体罪名处理，而不是整体打击。只有那些被认为跟刺杀基洛夫等相关反政府阴谋活动有关联的人才会受到新的处罚。

——如前所述，斯大林跟他的主要政治对手相比，是最温和的，在死刑方面态度最为谨慎。1927年“国防危机”期间司法部要求加快执行死刑的提议被他压了七年，一直到基洛夫遇刺才给批了。1928年，发生了著名的“沙赫特案”，一批工程师被指控为外国间谍，在矿山搞破坏。此时正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两巨头执政”时期，布哈林坚决主张把主犯判处死刑，而斯大林则提议一个都不要枪毙——这是布哈林在秘密会晤加米涅夫的时候讲的，他把这当成斯大林“右倾”的证据，看起来在认为斯大林对敌人过于软弱方面，左派反对派和右派反对派意见一致。当我们评价斯大林是“粗暴”还是“软弱”的时候，要时刻记住一个前提：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搞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党，在传统政治谱系中属于最极端的那个派别，斯大林这种外界看起来很强硬的人物在党内长期被视为软弱保守分子并不奇怪。斯大林是努力在把这个充满暴力基因的革命党变成比较温和的执政党，而不是把它变得更加粗暴。

在1935年1936年，苏联政府还做了一些放松社会管制的决定：

首先，1932年大饥荒期间被判处5年以内徒刑的“破坏分子”——这些人大多是因为饥饿而被迫盗窃但没有暴力犯罪——一律赦免，恢复完整的公民权。此外，对农村的经济控制也放松了，开始允许集体农庄的成员经营家庭副业，农耕地区每个家庭可以拥有2500到1万平米的自留地，畜牧地区则允许拥有10头牛、20匹马、100~150头羊的私产，相关农副产品可以自由销售。

其次，1935年12月，正式取消一切与中学应届毕业生社会出身有关的录取限制。不管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后代，还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都不再受到歧视。几万名年轻人摆脱了“反革命的出生污点”，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

第三，1936年的共青团新章程中删除了要与宗教做“坚决和无情斗争”的表述，换成了斯大林所要求的改为耐心解释“宗教偏见危害”的表述。国家对宗教的管制不断放宽，1935年的复活节期间，国营商店开始上架复活节礼品；1936年圣诞节前夕，圣诞树也可以在各种商店公开销售了。

这些都说明，基洛夫案及其后续侦察，没有直接引发“大清洗”。1937年7月份开始的“大清洗”，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直接因素来引爆。（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