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皮达可夫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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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审判中被质疑的最多的，同时也是最关键的是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见面的证词。

皮达可夫说他在1935年12月10号到25号之间（最有可能的是12号或13号），曾经利用到德国出差的机会，坐飞机去挪威秘密会见了托洛茨基，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托洛茨基亲口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要通过在国内搞破坏活动来颠覆斯大林政权，以及跟德国合作的必要性。

据皮达可夫的描述，他坐的是托洛茨基密使安排的飞机，拿着密使给的德国假护照，从德国起飞前往挪威，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一个机场着陆，然后乘坐汽车，经过大约30分钟，到了一间“布置的还不错的小屋”中，见到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当然坚决否认此事。1935年12月份他确实在挪威，这倒不是什么秘密。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助手，住在一个叫克努森的支持者家里。这是一间郊区大别墅，而不是一间小屋。

尤其是，奥斯陆只有一个适合外国民用飞机降落的机场——谢勒雷机场。而谢勒雷机场的负责人证明，在1935年的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这里起降。

但是，机场方面的证明漏洞很大。

机场方面在声明没有外国飞机降落之后，还补充了一句“只有一架来自林雪平的挪威飞机降落，这架飞机上没有乘客。”又说，这里很少有外国飞机降落，12月之前的9月19号有一架来自英国的飞机，飞行员是英国人罗伯勋，机型是SACSF；而12月之后，一直到5月1号才有一架来自外国飞机降落，这架飞机属一家瑞典航空公司。

这段证明材料的问题有几点：

首先，林雪平并不是挪威城市，它一直属于瑞典。也就是说，12月份至少有一架来自外国的飞机在这里降落，它声称自己是从林雪平飞过来的。1935年的时候没有电脑和网络，只有纸质材料，这架飞机可以方便的伪造材料向机场报备，或者它确实在挪威注册。这说明，机场方面所谓“外国飞机”是指的登记注册在外国的飞机，而皮达可夫乘坐的飞机可能以挪威飞机的名义降落。

托洛茨基后来反复强调此事得到了挪威外交部的证实，但其实只有机场方面的说法，挪威政府也只提供了机场上报的材料，没有对此事做过深入调查并发布结论。机场方面只能核查自己12月份的飞机起降记录，不具备去调查飞机真实身份的能力。至于“没有乘客”，皮达可夫的供词说他一下飞机就被一辆汽车接走了，有可能是想办法绕开了登记。这样，从机场登记表来看，这架飞机就“没有乘客”。

这件事最大的可疑之处在于：机场方面提供了1935年9月份那架外国飞机降落的准确日期；也提供了1936年5月份降落的飞机的准确日期。却绝口不提最关键的12月份降落的那一架来自林雪平的飞机的降落日期。

一个机场，不可能连一架从外国飞过来的飞机的降落日期都不做记录。机场方面至少有两次对此事作证，一次是机场管理人员接受媒体采访的声明，一次是机场方面应挪威政府要求上报的材料。两次都不提供具体日期，只能说是故意的。第二次机场方面上报的材料包括了飞行记录，里面有从1935年8月一直到1936年5月的民用飞机起降记录（不包含军用飞机）。所有记录都有日期，但第三页第一行12月份那次起降日期上面是一个“白洞”。它看起来是装订过程中打孔，不小心把孔打在了日期那个地方。但第一页和第二页同样的位置就没有这个孔，这个孔是从第三页才出现的，打的也太巧了。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皮达可夫的飞行

图：谢勒雷机场向挪威政府提供的飞机起降记录

图片来源：Daniele Burgio; Massimo Leoni; Roberto Sidoli: Il volo di Pjatakov. La collaborazione tattica tra Trotskij e i nazisti ，2017-PGRECO EDIZIONI，p74

从被抹掉的日期留下的痕迹来看，这个日期是一个两位数，它降落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半。如果是一大早从德国飞过来，路上大约需要四个小时，这个时间抵达是合理的。此外，这份记录没有显示飞机上是否有乘客，也没有说它来自哪个机场。“来自林雪平”和“没有乘客”仅在机场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过。

看起来，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机场方面之所以隐瞒那一架飞机的降落日期，因为那个日期就是12号或者13号。

此外，这份材料还有一个重大疑点：12月份达到的这架飞机型号为LN-HAO。根据学者们事后的调查，这个飞机型号挪威航空公司登记处从1940年4月才开始使用，这是它唯一一次出现在1940年以前的档案中，仿佛一场时空穿越。

起降记录中还有航空公司（Lufttrafikk）和飞行员的名字（Jaquet）。Jaquet是一个很常见的挪威人名。1935年确实有一家挪威航空公司叫Lufttrafikk，也确实有一名飞行员名叫Jaquet。这个飞行员很长寿，活到了2006年，退休前一直在航空领域工作。但是，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就此事发表过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调查或采访提到过他的回应。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他跟此次飞行毫无关系，啥也不知道。

这样看来，这架LN-HAO飞机的向机场提供的信息很可能是伪造的：机型编号不存在，飞行员的名字也不真实。

而且，它只有降落的记录，没有起飞的记录——一直到1937年5月都没有。这份起降记录中的大部分飞机都只在机场停留几天就飞走了，也有当天飞走的。在这架LN-HAO飞机的降落时间“11:30”下边，出现了一行奇怪的手写数字。把字迹放大了看，似乎是13:30。整个起降记录都是印刷体，只有这个地方出现手写的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皮达可夫的飞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手写的时间？看起来存在这种可能：飞机当天就飞走了，但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起飞时间没有被立刻记录下来。工作人员事后根据记忆，把起飞时间写在了后边。它表达的意思是：这架飞机从11:30停留到了13:30。

如果它是13:30飞走的，仅停留了两个小时，显然不够皮达可夫去见托洛茨基。但事后的回忆可能出错，这行数字只能表明它是当天下午飞走的，不代表可靠的具体时间。此外，它也可能是15:30。如果是15:30的话，那就够了。因为皮达可夫的证词说从机场到与托洛茨基的见面地点汽车行驶了大概半个小时。来回一个小时，中间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跟托洛茨基谈话。这个时间是足够交流的。15:30起飞也刚好够皮达可夫当天晚上回到德国。

皮达可夫交代自己于12月中的某一天坐飞机到了奥斯陆的机场。然后谢勒雷机场12月份的起降记录里边就出现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前所未见的飞机型号、降落日期被抹去、起飞时间不明、降落时间下面出现一个神秘而潦草的手写数字……这一切只是巧合吗？

而且，一架飞机从林雪平飞往奥斯陆，机上没有乘客，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飞机在1935年是极为稀罕的东西，没有可以一个人开着玩的还能跨国飞行的民用飞机，只可能是公务飞行。林雪平距离奥斯陆只有300公里，已有铁路和公路可以联通。铁路大概需要花费六七个小时。跟铁路运输相比，飞行仅能节约三四个小时，成本和风险还远高于铁路。专门的货运飞机要到1941年才出现，之前的民用飞机主要就是用来运输旅客的，要么就是军用。当时挪威和瑞典都处于长期和平状态，没什么连几个小时都耽误不起的军事物资需要空运。就算真的有，这么重要且精贵的东西肯定要专门安排人员随机押送，不可能交给飞行员一个人负责。

从机场的记录来看，平均几个月才有一次从外国过来的飞机起降。偏偏就在12月份最寒冷的季节，这里降落了一架“没有乘客”的、来自仅300公里外的飞机。它的具体降落日期还正好被删除了，起飞时间也找不到。这反而表明皮达可夫的这次旅行极有可能存在。

学者们顺着“林雪平”这条隐藏的线索往下查，发现了更多不得了的事情。林雪平在当时确实有一家叫阿斯加的瑞典航空公司在运营。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卡尔·巴克是德国人。他1895年出生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海军中尉，负责海上飞机的测试工作。一战以后才移居瑞典，改了国籍，然后创立了瑞典第一家航空公司——斯文斯卡航空。这家公司主要就是根据德国的技术专利授权来生产飞机。阿斯加航空成立于1930年，，总部位于林雪平，巴克也是创始人之一。

1932年，巴克把斯维斯卡航空卖掉了，并入阿斯加航空。跟巴克一起创立斯维斯卡的布隆伯格继续在阿斯加担任高管。巴克本人回到了德国，于1933年创立了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这条线索背后，其实是德国政府的军事布局。由于一战的失败，德国被限制发展飞机工业。于是，德国政府就安排巴克等人，改变国籍，在瑞典成立航空公司，研发制造飞机。瑞典跟德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王族都是一个血脉的，历史上多次为对方提供王位继承人。瑞典老贵族全都有德国血统。两国贵族阶级基本就是一家人。一战以后，德国在金融军工领域大量与瑞典合作，以此绕过战败条约的制裁。

1935年12月份从林雪平飞往奥斯陆的这架“没有乘客”、型号前所未见的飞机，背景应该很不简单。

飞机在当时是极为稀罕的东西，仅依靠托洛茨基个人的力量，要安排一架飞机把皮达可夫从德国柏林接到奥斯陆，还要能绕过机场的监管不被发现，几乎不可能办到。但是，机场方面不小心透露出来的“林雪平”这个关键词，反而提供了重要线索：如果有来自德国当局的支持，由瑞典航空公司安排的话，那就轻而易举了。

有意思的是：托洛茨基在1937年参加美国人为他量身定做的“杜威委员会”听证的时候，提交的有关谢勒雷机场飞机起降的材料中，把12月有来自林雪平的飞机降落这个部分内容给删掉了，只保留了1935年9和1936年5月的两次外国飞机降落记录。看起来，托洛茨基在有意抹去这个航班的信息。

此外，托洛茨基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多次声称自己12月份从1号到19号都一直在生病发烧，卧病在床，而且病的很重，是自己“一生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之前，托洛茨基于1935年9月20号曾经因为生病发烧到医院住院了一段时间。但12月这次生病，他没有去医院，全程呆在克努森家的大别墅里养病。

这种说法的可疑之处有两点。

第一点是由于生病发烧、卧病在床，也没去医院，也不见外客，连克努森的家人也很少能见到他，只有妻子和助手陪伴。如果他秘密外出会客，就能躲过众人的耳目——他的助手当然声称托洛茨基一直在家呆着，但这显然不足为据。

第二点是，托洛茨基在12月20号至22号，带着妻子、助手和克努森的儿子，去了一座深山密林中的小屋，在那里住了一个或两个晚上。根据其助手和克努森儿子的证词，那个地方人迹罕至，连汽车也开不到，积雪能没过膝盖，只能通过雪橇结合徒步的方式到达。为什么快六十岁的托洛茨基在大病初愈、发烧卧床十多天以后，要在一个极度寒冷的季节，冒着风雪去荒山野岭徒步两三天？这可真的是“刚出ICU，就进KTV”的典范了。托洛茨基声称这是为了“逃离疾病”。克努森家的别墅在郊区，并非城区，周围环境非常好，呼吸新鲜纯净的空气只需要打开房门即可。离开温暖舒适的大别墅，去冰天雪地里体验刺骨寒风对发烧卧床十多天的病人恢复健康有什么正面作用呢？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两三天的艰难跋涉。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托洛茨基在装病，其实身体好得不得了。[1]

这些材料不能证明皮达可夫一定来过，但能说明：谢雷勒机场飞机降落记录和托洛茨基声称自己生病卧床的说法，无法驳倒皮达可夫的证词。而且，机场记录和托洛茨基的说法，都有太多不正常的地方，这些“小概率事件”同时发生，很难被解释为巧合。

总之，目前并没有能证明三次审判是“表演”的有力证据，所谓的各种“证据”，只是外界的诸多猜想，甚至可能是托洛茨基等人刻意制造的谎言。甚至连“酷刑”、“不执行死刑的保证”或“不配合表演就要枪毙妻子儿女的威胁”这样的说法，也只是捕风捉影。

酷刑很有可能并不存在。对普通人，审讯人员可能会采用，而对这些大人物，未必会轻易采用。布哈林在监狱里给斯大林写过两次信，主要内容是喊冤。但里边并没有提到有被刑讯逼供或者威胁、诱骗的事情。他也不是不抱怨，确实有抱怨。抱怨什么呢？

他在信里对斯大林说：

“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现在的处境有多么恶劣。其实，我把监狱里任何一个监管我的肃反工作人员都当作是自己人，可他们却称我‘公民’。看我的眼神像看罪犯，不过举止还算得体。”

“这里的制度非常严格：甚至不准在囚室里大声讲话，不准玩跳棋或下象棋，不准在走廊边走边聊；不准喂窗边的鸽子，什么都不准，这种制度我还从未见过。但对看守，乃至小看守都得规规矩矩，必恭必敬。擦地板，打扫囚室卫生，倒马桶，事事我都要亲力亲为。但令我感到痛心的是，这可是在苏维埃的监狱里啊，这简直令人痛心疾首……”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布哈林显然没有被施加任何酷刑。

此外，第三次审判中被判处25年监禁的普列特尼奥夫也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这是一个医生，被指控帮助亚戈达害死了前任内务部人民委员古比雪夫，以便亚戈达接替。他在被告中属于地位比较低的，不像布哈林一样可以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审讯人员应该更敢于动用非法手段来逼供。

普列特尼奥夫于1940年，曾经在监狱里写信喊冤。申诉信中，他否认有罪，说供词都是来自于暴力和欺骗，并列举了受到的虐待，包括

“处以死刑的威吓，被扯过衣领子，掐过喉咙，受到不让睡觉的体罚，有5个星期每天只睡2-3个小时，我受到过要扯断我喉咙从而扯出供词的威逼，受到过用橡皮棍殴打的威吓”[2]。

从普列特尼奥夫列举的内容来看，即使全都是真的，至少在5个星期不认罪的情况下，审讯人员也从来没动手打过他，只是扯衣领和掐喉咙，再加上言词威胁。

每天只睡2~3个小时当然是很可怕的事情，但真的足以让人承认自己犯下了并不存在的谋杀国家领导人的罪行吗？按照申诉信中的说法，他见到的最恐怖的刑具就是橡皮棍子，没挨打就招供了，还在法庭上公开认罪。

还有一个额外的证据，表明政治局高层是严肃对待这三次公开审判的，而绝不是把它当成什么表演。

布哈林的妻子回忆过一件事。1937年1月，政治局组织了一次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当场对质。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参加。布哈林后来给她讲了整个过程。她回忆说，皮达可夫的表情极为沮丧。布哈林试图帮助他，问道：“请解释一下，是什么迫使您诬陷自己的？”

皮达可夫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在一旁 “吃惊的凝视”着皮达可夫的奥尔忠尼启则可能是觉得皮达可夫没有听清楚，就用手掌贴近皮达可夫的耳朵，再次问道：“您的供词真的是自愿作出来的吗？”

皮达可夫这次回答了。他说：“我的供词是自愿的。”

皮达可夫在被捕前一直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奥尔忠尼启则此前始终不相信皮达可夫的供词是真的。听到这个回答，他非常吃惊，忍不住又问了一次：“完全出于自愿？”

皮达可夫没有再说话。

（《命运与战略》，657页）

皮达可夫是上了“列宁遗嘱”的六个人物之一。列宁在遗嘱中提到他十分令人意外，因为另外五个——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都是核心高层，只有他是非核心层，资历地位排在他前面的人一大堆。他肯定是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才能得到列宁的关注。

列宁对他的评语是“具有坚定的意志和杰出的才能”。这是个不得了的评价。在一群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革命者当中，被列宁临死前挑出来点名说意志坚定，这得坚定到啥程度？

从革命历史来看，皮达可夫多次被沙皇政府逮捕和流放，也没有屈服，坚持在国内搞地下斗争，意志无疑是坚定的。他在后列宁时代当了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并流放，承认错误后恢复党籍。斯大林对他格外照顾，任命为工业人民委员部副委员，给奥尔忠尼启则当助手，主管经济建设。作为被宽容的反对派，他得到的职位很高，而且是关键实权岗位。奥尔忠尼启则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其办事才能毋庸置疑。

这样一个人，被捕之后几个月，就交代了去挪威秘密回见托洛茨基的供词，说托洛茨基给他下达指令要破坏国内的工业建设，并且要跟德国法西斯政权合作来推翻斯大林的统治。

就在几个月以前，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把十四名被告全部枪毙了。

也就是说，皮达可夫知道，一旦承认这些事情，毫无疑问将会被枪毙，而且还会背上叛国叛党的耻辱骂名。

如果他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什么样的酷刑和威胁能让他愿意承认这些罪名？

斯大林给了他申诉的机会，不仅有后来的公开审判，还让他在政治局成员面前接受质询。可他当着自己两个老上司——布哈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面，当着对他命运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的面，说：“我的供词是自愿的。”

没有任何辩解。

我只能相信，列宁遗嘱对他的评价说对了：意志坚定且能力出众，但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的”。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犯了糊涂，被托洛茨基的理论洗脑了，把坚定的意志和杰出的才能用到了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面。

皮达可夫冒着巨大风险去会见托洛茨基，是因为他得到消息，托洛茨基跟纳粹达成了协议，内容包括出卖乌克兰以换取纳粹支持托洛茨基回国上位。这在反对派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很多人反斯大林，但无法接受跟纳粹做交易。这种带有根本性的意见冲突，通过书信和中间人传话已经说不清楚了，只能面谈。如果皮达可夫的证词是真的，那么托洛茨基在境外组织针对苏联的敌对破坏活动和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罪行就是确凿无疑的了。

正是由于托洛茨基投靠了苏联最危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才让斯大林下定决心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及其本人做彻底的肉体消灭。（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