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扶持京东方现在亏损了容易倒闭吗？

今年，在华为发布 Mate X 和 Mate 20 X 两款5G手机以后，有一家供货商企业又被媒体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夸它的人说它是“中国工业崛起的代表”，骂它的人说它是“国家的蛀虫”，是“扶不起的阿斗”。

 

它早就不声不响地做到了无数个世界第一：

 

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第一

全球毛利率业内第一

全球新申请专利数量业内第一

全球首发产品比例业内第一

智能手机用液晶屏市场份额全球业内第一

平板电脑屏市场份额全球业内第一

……

 

可它“领着”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每年的财报要么是大额亏损，要么是略微盈利，在股市上的表现也很平庸。

围绕在它头上的，有太多的光环和争议了。

 

它的名字叫京东方（BOE）。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京东方的历史，来看一看这家满载荣誉，却总是被某些国人质疑的企业，到底为什么难以大幅度盈利。

 

如果你看懂了九死一生的京东方，你也就看懂了中国的“大国工业”，到底该往哪里走。

 

 

01

朽木，不可雕也？

 

1992年，北京电子管厂的副厂长王东升准备辞职下海。

当时新领导班子已经提前“泄露”了，同事们偷偷告诉他，他即将升任厂长。

但他打定了主意要走，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师傅的一句话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

 

他决定留下来，让这艘沉没的巨轮重新浮出水面。

 

曾作为总会计师的他，最清楚厂里的营收状况有多凄惨——

 

1991年，工厂全年亏损6458万元，借款3.06亿，固定花销8000万，每天干不干都要花掉23万，全年销售额只达到生存及格线（饿不死）的46%。

 

厂长张红飚在大会上说：“我们要丢掉（政府施救的）幻想，自己救自己。”

 

但那年春节，压力山大的他还是忍不住给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写信，希望国家救厂，最后却只得到了一句批复：“退还张红飚厂长。”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曾经的电子管厂不是这样凄惨，在建国的前30年里，它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60年代还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

 

1960年，北京电子管厂给国家上缴的利润高达1.1856亿元，工厂研制的大型发射管、陶瓷管、无缝镍管和各种半导体器件，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好景不长，60年代，中苏交恶，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中西部的13个省和自治区，支援“三线建设”，既是支援落后地区，更是防范可能的战争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电子管厂必须为国家需要作出牺牲和让步，位于北方的电子管厂，必须给中西部地区提供各种援助。

 

从1956到1984年的28年间，电子管厂对外援建工厂31个，输送干部2186名，技工1362名。工厂旗下的多个生产线、分厂，被移交、合并到了外地的其他工厂，导致建厂30年时间里，工厂规模没有扩大，反而不断萎缩。

 

1956—1965年，平均年利润4300万元；

1966—1975年，平均年利润3700万元；

1976—1985年，平均年利润1800万元。

 

到了八九十年代，彩色电视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电子工业产品，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开始大规模替代电子管，北京电子管厂也想抓住风口，实现企业转型。

 

但不幸的是，国家对彩电制造业一开始定下的战略，就是从引进开始做。而一个生产元器件的厂子，除非你一上来就能给国外引进的彩电整机做配套，否则你做不了供应商。

 

所以当时只有四川长虹这样生产彩电整机（大电视）的厂子受益，得到了大发展，而北京电子管厂就被甩下了——哪怕你能研制出彩色显像管。

 

到1986年，北京电子管厂已经成了一个被“榨干”的企业，工厂7000多台设备，将近一半都是服役20多年的老旧设备，张红飚在任第一周就发现，煤气罐上打了20多个补丁，让他冒了一身冷汗。

 

全厂一年人均创造的利润只有1442元，万般无奈之下，电子管厂组织职工去搬卸大白菜、折书页订书、女工打毛衣，到饭店去干保洁服务，去首都机场托运行李，变卖厂里的氧气瓶……

北京电子管厂的销售收入和利润（1982—1991）

工厂已经到了没钱买原材料的地步——“我厂买煤的钱都是向银行贷来的”。

 

连续11个月，厂子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在酒仙桥地区，已经出现了老职工到菜场捡白菜叶的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副厂长王东升被推举出来，接任新厂长。

 

早在80年代，他就是厂长张红飚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送他到香港，脱产学习国际金融，实习了3个月。

 

1988年，他升任财务处处长，花了三个月时间想出一个改革方案，给工厂干部培训，讲了不到5分钟，下面已是鼾声一片。他发现，上岁数的领导干部对他的改革思路毫无兴趣。

 

这么多年干下来，他觉得国有体制没有希望了，于是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当时王东升连调动手续都办好了，厂长张红飚却肿着脚，来到他家里谈话，流着泪对王东升讲这个企业的光荣历史，希望他把企业改革的重任担当起来。他说企业这么难，需要年轻人留下来去做，“我们支持年轻人”。

 

老厂长声泪俱下的讲述感动了他，他留了下来。

 

但到1992年，这个厂子眼看就要没救了，王东升正准备辞职“下海”，到中信旗下的一家公司担任常务副总。

 

老同事一个劲儿地挽留他，他呛了一句：“我凭什么要留下来？”

 

老师傅回了他一句：“就凭让我们的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

 

王东升哽住了，他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

 

最终他选择留下，但他提了几个条件：工厂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取消官本位，向职业经理人过渡，鼓励出国考察，学习先进技术等等，厂里都同意了。

 

王东升对京东方有多重要？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京东方，没有中国液晶产业的半壁江山。

 

 

02

一只闹钟引发的30亿收购

 

1992年5月，脱胎于北京电子管厂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公司成立，王东升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四五工程”，实现“老厂的第二次创业”：

 

用五年时间（1992—1996），使集团年销售总额达到五亿元以上，年利税总额五千万以上，员工人均年收入五千元以上。

 

为了募集资金，他动员大家入股，领导干部每人出5000元，h普通员工自愿每份500元，多买不限，就这样筹集到现金670万元（只够发3个月的工资），成了东方电子集团的第一笔改革“种子基金”。

 

但是集团到底该做些什么呢？一开始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为了“活下来”，各级领导“饥不择食”地寻找能迅速盈利的项目：

 

卖保健营养茶，卖“东方壶”，卖爽口液，申办边境易货贸易公司，经营“北京烤鸭店”，成立电器维修中心，卖节能灯、卖制冷设备……跟电子管和半导体没有半点关系，其中大部分项目要么失败，要么胎死腹中，做成的项目并不多。

 

90年代，通过跟日方合资做的一些项目，集团每年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还在国内B股上了市。

 

王东升提出新的战略：要奋斗10至15年，把东方电子建成中国的“三星”（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化大公司），年营收到2010年要达到200亿人民币。

 

1999年，东方电子集团销售收入8亿，利润7000万。

 

2001年6月18日，集团正式改名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像八九十年代的北京电子管厂一样，京东方一直渴望找到自己的主营业务。

21世纪初，京东方在B股增发20亿港币，手上握有30亿元的现金。有人建议买望京的地，因为当时望京正被开发成住宅区。

 

如果当时真买了，今天的京东方是一个靠卖楼就能吃穿不愁的企业。

 

但在当时，王东升说了一段话：“我们是搞工业起家的，搞房地产我们也不懂。如果连我们这些人都去做房地产，那谁来搞工业化？我们还是搞工业化吧。”

 

“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流着工业的血，房地产有人搞，不缺京东方一个。”

 

发心很好，但做什么呢？1995年，王东升在日本夏普参观的时候，对方送了他们考察团每人一个彩色液晶显示的闹钟作为小礼品，王东升把玩着这个小东西，已经预感到液晶显示器可能是电子工业的下一代产品。

从那时起，京东方就成立了项目研究小组，开始寻找显示领域的下一代替代技术，其中就包括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液晶显示器。

但是怎么进入这个工业，京东方的高层们还是一头雾水：

 

世纪之交时，TFT-LCD已经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日韩企业形成了先发优势，专利技术壁垒一大堆，光靠国内自主研发速度太慢，投资门槛又高。

 

就在这时，京东方迎来了“天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日韩企业遇到严重的财务困难。

听到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显示器业务（HYDIS公司）要出售的消息，京东方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用3.5亿美金（约合30亿人民币）收购了这家公司的生产线和全部技术。

 

说京东方的收购占据了“天时”，不仅是选对了日韩的外部时机，更是选对了中国彩电行业的内部时机。

 

上个世纪末的二三十年里，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形成了一整条彩电产业链，长虹、康佳、TCL、创维、海信等一批大企业崛起。

80年代，彩电产值占中国电子工业的比重高达56％，“电子工业命系彩电”。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TOP 10都以彩电企业为主。

 

但同样在21世纪初，一场技术革新换代的风暴正在日韩各国迅速蔓延，以液晶为主的平板显示器，正在大规模替代中国彩电使用的传统CRT显像管。

全球市场CRT电视和液晶（LCD）电视销售数量的份额

 

如果你家用过那种又笨又重、像个方盒子一样的大电视，那个就是CRT彩电。

 

从2003年国内首次出现液晶电视，到2008年液晶电视销量超过CRT彩电，前后只用了短短6年时间。

 

而这场“液晶风暴”让中国彩电业在过去20多年里发展起来的“优势”顿失。

国内历年彩电分品类零售量比例图

（黑柱是CRT彩电，深灰是液晶）

 

从2007年开始，安彩、永新、赛格日立等CRT彩色显示管厂相继停产倒闭。

 

而京东方收购韩国液晶生产线的意义，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凸显了出来。

 

有人会很不屑：收购，跟合资能有啥区别？不都是买人家现成的吗？大不一样。

 

很多所谓的“中外合资办厂”，用的是引进的现成设备和生产线，设计图纸和工艺流程被外方严格“保密”，外方派驻的技术人员只告诉中国工人做什么，却不告诉他们“为什么”——外方对中国实行全面的技术封锁，中国只是一个占了股份的代工厂。

 

而京东方收购韩国液晶面板公司，是100%的股权收购，包括公司的一切资产、图纸，乃至技术人员，都归到“京东方”名下，由中国人差遣。

 

京东方与其说买了一条生产线，不如说买了一把解开液晶面板全套技术封锁的“门钥匙”。

 

有人可能还会质疑：京东方收购的明明是韩国人不要的“垃圾”，一条低世代的3.5代液晶生产线，学来了技术又有什么用？

的确，在液晶行业，“第N代”的生产线，N越高，代表着能生产、切割出来屏幕尺寸越大。但问题是：高世代（N越大）的生产线，外方也绝不会卖给中国人啊！

 

对京东方来说，收购韩国一条3.5代线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起点——他们要凭借收购的技术，将来在国内建设更高水平的5代线。

 

京东方收购HYDIS公司全部股权后，改名“韩国京东方”（BOE-HYDIS）。

收购后1年，赶上了全球液晶面板价格上涨，韩国京东方从第二个月就开始盈利，到2004年6月总计盈利6000万美元。

 

但京东方最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立刻实施在北京建设5代线的决策。

 

2003年9月26号，京东方第5代TFT-LCD生产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动工。

 

2005年1月，京东方5代线生产的17英寸液晶显示屏首次出货，成功量产，但京东方人却愁眉苦脸。

 

他们赶上了“液晶周期”的低谷，5代线刚动工时，17英寸屏每片还是300美元；但是到了投产时，每片价格却跌到150美元。

液晶周期（1990—2003）

 

结果2005年，京东方全年亏损总额达到16亿元，这是京东方1993年扭亏以后的第一次年度亏损。

 

2006年，京东方继续亏损17亿，银行都不给京东方贷款了，还惊动了证监会，怀疑京东方内部调节利润导致价格波动，但查了3年宣布京东方“无罪”，液晶工业就是这么个鬼样子——

 

在世界范围内，当液晶面板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上涨（↑），促使液晶行业有新投资、新玩家进入，产能扩大以至于过剩（↑），价格下跌（↓），吸引更多需要显示器的工业品开始采用“便宜了”的液晶面板，液晶应用范围扩大（↑），导致产能又不足了（↓），价格上涨（↑），又吸引新玩家、新投资进入……

 

这就是传说中的“液晶周期”，每过几年完成一次。

 

北京5代线投产的2005年初，正处在一次周期的低谷，全行业都在亏损。

液晶周期（2002—2008）

京东方为了维持运转，甚至卖掉了韩国京东方，以求自保，但还是还不起银行贷款，跪求各大银行把还贷期从5年延长到了10年，否则资金链真的就要断了。

京东方财务数据（2003—2009）

面临财务危机，很多干部员工又开始质疑：进入TFT-LCD行业是不是一个错误？

顶着巨大压力的王东升只有一句话：“如果我们倒了，我们这些人还在中国，也算是为中国液晶产业垫了个底，也算是先烈。”

 

在京东方的至暗时刻里，所有人咬着牙，等待着隧道尽头的微光，一点一点变亮。

 

为了不因为连续三年亏损，从上交所摘牌退市，王东升忍痛要把亏损的5代线从京东方资产中剥离出来，保住京东方集团的上市“壳子”。

 

万没想到的是，从2007年4月开始，液晶面板市场突然好转，价格开始反弹，17英寸液晶面板，出货价快速上涨30％，从5月开始就扭亏为盈，设备开工率和产品良率都接近全球领先企业的水平。

 

面对这个“突然”的变化，京东方高层似乎还没缓过神儿来，而分拆5代线的计划也紧急叫停了。

 

北京5代线运营的全面好转，使2007年京东方集团全年实现净利润近7亿元，迅速还清了大部分债务。

 

2008年7月，通过增补设备，优化工艺流程，5代线产能突破100K（也就是月产10万片），连三星这样的液晶面板大公司，都来采购京东方的TFT-LCD。

 

等一下，这是不是太顺利了？

 

京东方瞬间扭亏为盈，神仙一般大踏步前进，难道是踩了狗屎运吗？当然不是。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建设5代线的时候，京东方连一个真懂TFT-LCD的技术人才都没有。

 

他们靠谁？靠的是从韩国京东方派来的120多名韩国工程师，他们已经是京东方集团的“自己人”，他们脑子里的知识，才是这场巨资收购中最值钱的“宝贝”。

在北京建设5代线，不光是为了在中国建厂，更是要从无到有地培养起一支液晶领域的中国工程师和技工队伍。

 

干中学，学中干，是京东方区别于其他“中外合资”“并购”企业最大的不同。

 

收购不是买一只下金蛋的鸡，而是掌握产蛋的方法，自己下金蛋。

 

北京的5代线，与其说是一个液晶面板生产平台，不如说是一个学习平台，是京东方的“蓝翔技校”。

 

建线、除尘、生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中国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如饥似渴地“偷师”着，而有些诀窍根本就难以用文字和图纸表达。

能够把外来知识转化成为自身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高强度的学习。

 

一名叫刘家安的山东工程师，在建设5代线的时候，发现韩国老师根本不肯教他。韩国人是出了名地讲究“长幼尊卑”，必须无条件服从，不许有反对意见。

 

一个韩国上司每天就告诉他，设备放哪儿，产线怎么布局、画线，但是不给他“讲道理”，刘家安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做，一天干12个小时，俩人说不了几句话。

 

有时候做完，刘家安就把要点记下来，然后自己琢磨，弄不明白就跟其他中国同事讨论，那段时间刘家安很压抑，感到毫无尊严。

 

四五个月以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刘家安的“师傅”跟设备厂商开会的时候，会偶尔带上刘家安，还会问刘家安对设备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

 

下班时间，刘家安跟师傅和设备商聚餐，干了一瓶白酒，从此关系越来越亲近，师傅教他教的也越来越多。

后来刘家安才知道，师傅一直在暗中观察，哪个学徒更适合“挑大梁”。果然不久之后，刘家安成了第一批被提拔为副科长的中国工程师。

 

有一次，当刘家安没日没夜地算了好几天，算对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液晶联动公式以后，韩国的产品科科长松了口，向中国工程师全面放开开发图纸，中国工程师终于可以搞懂所有的设计原理了。

 

刘家安兴奋地跟手下的8个年轻中国工程师讲：“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

 

京东方的学习和进步，跟一个学生的学习和进步，没有任何区别。

 

中国有多少考生（企业），以为花重金买来黄冈真题（外国设备）、衡水密卷（高端生产线），自己一道题都不用动脑子解（不吃透工业核心技术），就能考上清华北大（实现产业崛起）？简直是白日做梦！

 

只有当学习者积极学习外来技术时，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转移”才会真的发生。

 

高强度地学习，是任何组织和个人由弱变强的唯一途径。

 

2005年，京东方开始自己设计产品，2006年开发出3款产品，2009年开发出10款新产品，中国TFT-LCD工业也迎来历史性的大转折，而这一切都是从京东方向高世代线扩张开始的。

 

 

03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2007年4月，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表示，我国的平板电视显示器件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导致中国平板电视的利润大多被国外厂商攫取，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而京东方的5代线主要针对计算机，不能满足平板电视显示屏生产。

 

“目前投资一条平板电视显示屏的投资要上百亿，单靠企业自身去投资很难……希望各个相关部门、金融机构重视，给予支持。”

 

娄勤俭表态的时候，正是CRT彩电开始全面崩溃，各地政府试图力挽狂澜的时候，当然，这也正是京东方开始“秀肌肉”的时候。

 

只是在很多人的成见中，只有“六块腹肌”的京东方，似乎还是拼不过“八块腹肌”的外企。

 

2006年，深圳推出“聚龙计划”，希望找到液晶面板企业跟TCL、创维、康佳、长虹四家共建生产线。

 

深圳正在跟京东方接洽的时候，搅局者来了——夏普。

 

当时一些地方政府，还是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于是在2007年7月，深圳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准备投资280亿元，在深圳建设国内第一条7.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可是一个多月以后，夏普就找些理由，撤摊子不干了。

 

京东方没能在深圳建成高世代线，便主动调整战略，“选择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道路”，先在成都建了一条4.5代线——“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领域（比如手机屏幕）做到最强，再伺机往下走。”

“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后来也没想到，在智能手机爆发的年代，这条低世代线竟然成了京东方的一座“大金矿”。

再然后，当合肥市主动找到京东方，签约建设6代线项目时，夏普又来了，他们的投资预算还比京东方便宜45个亿。

 

合肥市政府原本很坚定地想跟京东方合作，但还是摇摆了一下：“要不两条线一起上？”

 

当他们了解到深圳的“前车之鉴”以后，最终识破了夏普的诡计，选择了京东方。

 

有媒体分析，夏普从来不想在中国建高世代线，他们出头搅局，就是给各地政府“画饼”，然后谈判1-2年，再找托词退出，好把中国进入高世代线的时间往后拖延2-3年。

 

2009年4月，总投资175亿的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投产后可以覆盖18到37英寸的各种尺寸的产品，中国彩电业第一次获得了显示屏的本土供应来源。

 

当时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液晶周期突然陷入衰退，包括三星、LG、夏普在内的这些巨头只能放缓脚步。在他们喘息的时候，京东方迎来了盼望多年的扩张机会，开始了逆势扩张之路。

 

2009年8月31日，京东方8.5代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280亿元，将于2011年投产。

而就在同一年，与京东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跟它同时进入TFT-LCD产业的上广电倒下了。

 

上广电的困境，正是源自技术上的不自主。从日本合资引进的生产线，技术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日方手里，关键零部件、设备材料都被日企控制，上广电无法有效进行成本控制。

更要命的是，中方无权利用引进线技术去建新的生产线。

 

“以市场换技术”本身没有错，但是一个没有主导权的市场，是根本换不来技术的。

 

说白了，人家捂着不让你学，你什么都没学会，最后只能听人家的。

 

从2003年通过收购进入液晶工业，到2009年开建高世代线，京东方度过了6年难熬的时光。

 

而京东方8.5代线的上马，在液晶产业内像是一场“地震”，使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一夜之间崩塌——外资闻风而动，纷纷宣布要在华设厂（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黄了不少），各地争上高世代线的“液晶热”席卷中国大地……

 

京东方走的自主掌握技术的道路，成了对那些领先者们最大的威胁。

 

2012年，京东方在经历了连续四年亏损后，用四条生产线的满产满销——100%产能，卖了个一干二净，实现主营业务的盈利。

 

同时京东方又开始建设合肥8.5代线、鄂尔多斯5.5代AM-OLED生产线和重庆8.5代线，扩张气势令人目眩。

除了生产线的扩张，京东方还加紧投入技术研发：

 

2011年，京东方专利申请数量突破1000件；

2012年，专利申请数量翻番；

2013年，达到4200多件；

2014年，达到5100多件。

 

今天在手机和高端电视上非常时髦的OLED技术，在国际上根本不存在“引进”的可能性，所以京东方就组织研发团队自助开发，下笨功夫——

 

从查阅论文和资料开始，没有任何基础数据，工艺也都没有，就靠自己把系统建立起来——“一开始往里面投片，关于时间、温度、压力等数据都是从零开始试验出来的。”

 

2013年，全集团技术人员总人数是7000多人，产品开发中心有1000人，技术研发中心有800多人。

 

京东方已经转变成一个研发与制造并重的企业，所以国际巨头再想把中国企业甩开，答案只有三个字儿——“没门儿”。

 

最重要的是，随着各条产品线面板尺寸的全覆盖，京东方不再“靠天吃饭”，不再完全看”液晶周期“巨幅波动的脸色，而是靠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去赢得需求。

 

2013年，京东方实现净利润23.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00％。

 

京东方在技术上不断接近前沿，“我们不再是只能看领先者的背影，而是已经看到了对方的侧影”。

 

从2004年到2014年的11年间，京东方投资1400亿元，建设了7条半导体显示器生产线。

 

一个制造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如此高强度的投资，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史上是首例。

 

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些巨额投资迅速转化成了激烈市场竞争中高开高走的工业生产能力。

 

早在2013年，王东升就提出：京东方要以进入世界前三为目标，毫不犹豫地在TFT-LCD产能上继续扩张。

“我们没有适可而止的想法。”

 

韩国媒体称：“京东方依靠中国内需市场扩大供给，导致名列前茅的LG和三星显示也非常紧张。”

 

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4月的短短半年时间，京东方又接连宣布，要建设成都6代线、福州8.5代线和合肥10.5代线，三个项目总投资920亿元。

 

可以说，京东方从2008年开始的扩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由单个工业企业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工业扩张。

京东方的融资和扩张

在中国，有一些媒体，只懂短期投资、立刻见效的“财务逻辑”，不懂得液晶行业的“产业逻辑”。

 

他们说，京东方是“亏损不止，所以才融资不止”——京东方每一次为新建生产线的融资，都是为了弥补亏损，已经陷入了“越亏越投，越投越亏”的怪圈。

 

有人看深圳市要跟外企合资上马8.5代线，立马就说京东方在建的6代线还未投产就已经“落后两代半”了——殊不知不同代际的产线，有着生产不同尺寸面板的用途。

 

有人看三星早早宣布投产OLED，就说“OLED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京东方死守液晶屏是迂腐、落后。

事实上，OLED产能爬坡困难重重，只能先投放高端市场，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液晶会和OLED各领千秋，而不会像CRT彩电那样被快速替代。

 

还有媒体说，京东方是“烧钱王”，专门忽悠地方政府，靠政府补贴生存，根本挣不挣钱，说京东方靠液晶周期“短期回暖”，看它还“能风光几时？”

京东方集团显示业务的销售额和净利润（2003—2015年上半年）

 

是不是“大忽悠”，要看钱砸进去，是不是“打了水漂”，能带来多大的产出和GDP贡献——2018年，京东方全年营收接近1000亿人民币，这样凭本事吃饭的工业企业也能叫“大忽悠”？

 

中国一些媒体只会按照“财务逻辑”，看短期波动和盈亏，却看不懂高技术产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防止外资垄断重要领域的产业逻辑。

 

如果中国企业全体退出液晶行业，让日企韩企在全球垄断，掌握定价主动权，攫取液晶面板的超额利润，就会让中国的手机、电脑、电视终端企业苦不堪言。

 

每过三年，液晶显示面板价格会下降50％，若要生存下去，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必须提升一倍以上。

想要在液晶产业的“牌局”上继续玩儿下去，就必须重投入，通过技术驱动提升产品价值，用更新、更好的产品实现盈利。

如果中国企业不想在液晶“牌桌”上“玩下去”了，相关产业就只有任人宰割的命。

这就是京东方，以及所有像京东方一样坚持大额投资、自主研发的中国企业，与国际巨头持续抗衡的真正意义。

 

人们对京东方的态度，总是呈现着过度的两极分化：要么“弃如敝屣”，要么“奉若神明”——

 

当很多人听说京东方2019年上半年全球出货量第一的时候，当人们听说苹果也把京东方加入供应商名单的时候，当人们听说华为新款5G折叠屏手机 Mate X 用的是京东方的屏的时候，人们又想把这家企业“吹上天”。

而真实的京东方，既没有被“恶语中伤”的那么不堪，也不是一家多么完美的企业。

 

如果你去知乎上搜一搜“在京东方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会发现如今已经几万人的京东方，依然有很多“大企业病”，有很多内部问题需要解决。

京东方员工总数（2008—2014）

 

即使它今天全球出货量第一，它在产品线布局和利润水平上和老对手三星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比方说2018年，京东方全年营收971亿，净利润34亿，而三星显示凭借在高端屏幕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仅2018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就达到45亿元人民币，超过京东方全年利润。

 

京东方虽然在高端OLED上发力追赶，但三星在手机OLED屏幕中市场占比高达93.3%，京东方连3%都不到。

 

OLED产业利润更加丰厚，如果京东方想创造更多利润，必须向高端屏幕市场进军。

就像王东升自己说的，比产量更重要的，是质量。京东方这家成立只有20来年的年轻企业，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京东方？不是为了“洗白”或“抹黑”一家中国企业，而是为了探讨一种产业模式——“京东方模式”。

 

从模仿起步，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还是从引进合资起步，走技术依赖的道路？它牵动着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命脉。

 

一个对比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汽车行业。

 

从80年代开始，中国汽车工业仓促走上了合资引进技术的道路。

 

通过利润分成、各种技术转让费、设备采购费，中国汽车企业成了外商赚取巨额利润的“摇钱树”。

 

德国大众2003年上半年总盈利的80%来自中国，日本本田公司从广州本田首批投产的2万辆雅阁身上赚走了6亿元，他们拿走了合资生产中的绝大部分利润——而这还不是最要紧的。

 

2000年当年，中国汽车产量就已经突破200万辆，而可悲的是，从1986年开始的连续18年里，中国车企却造不出一辆能投入量产的新车型！

 

中国汽车工业看上去“非常强大”，是贡献大量GDP的“支柱产业”，但比起京东方，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技术可以买，但技术能力永远都买不来！

京东方的故事告诉我们：

 

任何当前不掌握核心产业技术的中国企业，想要强大起来的唯一路径，就是跟国际上现有的“学霸”刻苦学习，自己学到一身本领，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不断要求自己进步、迭代、升级，为中国赚来全世界的钱，在世界工业强敌环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每一个“类京东方”的中国企业存在的最大意义。

 

长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才是最值钱的，是谁也夺不走的。

 

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媒体当然应该“苛责”京东方这样的成长型企业，监督、督促它们健康成长，但请把矛头对准一个企业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对准所谓的“短期账面亏损”盲目抨击。

 

任何人，都有不喜欢一家企业的权利；

但没有人，有资格阻挡中国创新的脚步。

 

你喜不喜欢京东方，一点都不重要。

 

但你至少应该清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才能真正走上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

 

1842年，《海国图志》问世，作者魏源在序言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是书何以作？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师夷长技”的京东方，何时才能等到它“收获的秋天”？

 

别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作者：乌鸦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