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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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完十三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斯大林在县委书记培训班上,向基层干部介绍十三大精神,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中的几个提法作为了“反面案例”来解释什么叫“对列宁观点的歪曲”。他说,季诺维也夫说“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党专政”,这是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后来还把这份讲话发表在了《真理报》上。

这两人当然很生气,在8月份的中央全会上对斯大林提出批评。

斯大林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打破外界认为他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搞“三驾马车”、通过派别活动独揽党政领导权的谣言。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认可了斯大林的解释,但还是要求全会对斯大林进行批评。尤其是,季诺维也夫找到了证据,证明“党专政”其实最早是列宁提的。斯大林对此无法反驳。

最后,全会通过决议,“认为斯大林同志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并在党专政的问题上犯了原则性错误”。

斯大林一气之下,向全会提出辞呈,要辞去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去休假,休假之后去边疆区去做点“随便什么不显眼的工作”。当然,这个辞呈被全会拒绝了。

全程冷眼观战的托洛茨基看到了一点机会。他在斯大林县委书记培训班讲话发表后不久,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十月的教训》的演进,把自己描写为十月革命的首席功臣、列宁唯一信赖的同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又拉出来批判一番。8月份斯大林“闹辞职”以后,又把这篇演讲放进了自己的新书《1917》作为序言。

这看起来像是想拉拢斯大林跟他一起对付季诺维也夫。

但斯大林没接托洛茨基扔过来的“绣球”,继续跟季诺维也夫合作,驳斥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有“特殊作用”的说法,说十月革命时期的托洛茨基是一个依附于党的“政治孤立者”,并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埋葬托洛茨基主义”。

为了防止托洛茨基死灰复燃,“三驾马车”又恢复了团结。

但是,很快,新一轮的“路线斗争”再次爆发,这一次矛盾很快变得不可协调。

这次争议的路线是如何对待列宁留下来的“新经济政策”,是取消还是继续?

“新经济政策”的存废问题,是后列宁时代路线斗争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内战时期,为了确保军队和城市生产的物资供应,列宁搞了一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城市里搞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在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强制且基本无偿的把农民手中的“余粮”收归国有。为了落实余粮征集制,还派出“工人征粮队”到农村挨家挨户强制征收粮食。说是余粮,实际征收过程中,并没有真给农民留够粮食,不少人因此饿肚子。

这个政策短暂的解决了新政权面临的燃眉之急,支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农也深受其害。他们对“余粮征集制”非常不满,最终引发了“安东诺夫起义”和喀琅施塔水兵起义——这些水兵大部分来自农村。

两次起义都被镇压了,但也让苏维埃政府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列宁决定终结“战时共产主义”,从1921年3月开始搞“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同意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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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在早期的效果不错,促进了内战结束以后的经济复苏。不过它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粮食老是收不上来。农村地区贫富分化严重,富农掌握了大量的剩余粮食,他们并不想交给国家,而是想留下来高价销售。

苏联必须以非常高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不然就可能在随时到来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从一战后的国际形势来看,这个时间窗口不可能很长,具体多久不知道,但必须竭尽全力尽可能节约时间,这是苏共高层的共识,没有人对此有异议。

高层之间的分歧是:为了确保工业化快速推进,要不要废除“新经济政策”,恢复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在城市全面计划经济,在农村全面强制无偿征收富农手中的余粮。

1924年的时候,粮食价格高涨、农村粮食征收遇到困难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废除新经济政策,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全面推动土地集体化;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意见是:继续搞新经济政策,甚至给农村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这样农民会有积极性生产更多粮食,不会耽误国家工业化进度。

政治局总共七个人,正反两边三票对三票,斯大林则持一种犹豫不决的中立态度。

这中间还夹杂了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都反对。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则表示支持,斯大林因此跟布哈林这边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他受布哈林的影响,最终决定支持暂时不废除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结盟取代了“三驾马车”成了政治局内的多数派。

季诺维也夫对此很不满,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十月革命是在列宁格勒(彼得格勒)爆发的,这里是俄国联系欧洲的港口,工业发展历史悠久,这里的工人是“革命的缔造者”和“无产阶级大地的精华”,简单来说就是代表了列宁主义和正确的方向;而莫斯科以前是个落后的内部城市,迁都以后,工业才开始快速发展,很多农村进城来当工人的,这部分人不是很纯正的“无产阶级”,有很强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当前要不要废除“新经济政策”,就是彼得格勒路线和莫斯科路线的斗争。而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列宁格勒第一书记,他和他领导的党组织才是列宁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其他党组织都应该追随他们。

《列宁格勒真理报》发文对中央的关于继续搞新经济政策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决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24年秋天,中央决定免去季诺维也夫的助手扎卢茨基的职务。

免职决定的背景不清楚,看起来应该是多数派对季诺维也夫公开批评中央决议的一种警告——至少季诺维也夫是这么理解的。

作为反击,季诺维也夫免去了所有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中表态支持中央意见的书记们。

9月5日,季诺维也夫拉上加米涅夫、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签署了一份“四人纲领”,提交中央委员会。

12月10日,参加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列宁格勒代表给莫斯科党组织发去了一封信,指责后者“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怀有取消主义分子式的不信任”,进一步公开升级斗争。

——斯大林在主编《真理报》时期,因为对“取消派”的斗争不够坚决,曾经被列宁多次批评。这封信把斯大林的路线跟“取消主义”对比起来批评,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面对季诺维也夫毫不妥协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斯大林再次表示愿意妥协。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恢复被季诺维也夫免职的书记们的职务,同时,让支持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代表进入中央书记处。就是说,双方各退一步,季诺维也夫的地盘上要允许支持斯大林的人存在,斯大林的地盘里也允许季诺维也夫的人进来。

总体来说,季诺维也夫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因为列宁格勒的书记们本来就在职,是被突然免职的,不过恢复原状,而书记处给季诺维也夫的名额是完全新增的。

当然,斯大林没有在关键的路线问题上让步。

我们要回想一下,1922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是否支援德国革命上的斗争。在无法取得党内多数支持的情况下,斯大林选择了妥协退让——不仅在路线上妥协,还交出了对组织局的控制权。

季诺维也夫面临的情况跟1922年的斯大林非常相似,即在党内明显处于少数。他的处境还要稍好一些——只需要在路线上妥协就能结束斗争,在组织权力上还能得到一些好处。

但他非常强硬的拒绝了斯大林的妥协方案,认为必须坚持斗争到底。

这样,双方就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展开公开的、争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12月18日,大会召开。

斯大林在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是季诺维也夫做的)。这个报告批评了“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想法,认为这会引发“国内战争”,中断国家的建设工作。

斯大林做完报告以后,季诺维也夫做补充报告,把他代表的“少数派路线”讲了一遍。

双方的报告都很克制,只讲路线差异,没有点名批评对手。

然后是加米涅夫做报告,他直接“开炮”抨击斯大林,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布尔什维克阵营统一者的作用”,然后又建议改组书记处,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纯粹的执行机构,把一切政治决策权收归政治局。

加米涅夫的话就“越线”了,在代表大会上直接呼吁搞人事斗争。一般来说,大会只审议政治报告等纲领性文件,然后选举中央委员会。涉及到是否改组书记处以及谁来总书记之类的问题,由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投票决定。十三次代表大会专门就斯大林是否适合当总书记做了表决,那是因为“列宁遗嘱”里边提了这个问题,属于特殊情况。

在加米涅夫的讲话过程中,大会现场就乱成了一片。很多代表站起来抗议:“不对!”“胡说!”“摊牌了!”“我们不会把国家的命脉交给你!”“要斯大林!要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万岁!”

托洛茨基全程没有发言,他乐得看到“三驾马车”内部激烈斗争。

最后,代表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斯大林的政治报告(559票对65票)。在中央委员选举中,支持斯大林的人也大获全胜。

在随后的中央全会上,政治局人选终于有了很大的变动。

在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政治局里边除了斯大林本人,其实没有“斯大林派”的人。斯大林是依靠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支持以“三驾马车”的形式来掌控政治决策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右派”——支持给予富农更多的经济自由。而这一次,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这三个斯大林支持者“转正”,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了正式委员。这是斯大林的巨大胜利。

加米涅夫由于在大会上的“越界”讲话,受到惩罚,从政治局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在“四人纲领”上签字的索柯里尼柯夫则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这个“处罚”还是很轻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也继续保留。

迄今为止,一切都还在合理的路线斗争范围内:路线被党的代表大会认可的一方上位,获得更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席位;不被认可的一方则被削弱。斯大林并没有因为谁反对他的政治路线而采取职务变动的以外的其他手段来进行“处罚”。

但是,季诺维也夫拒绝认可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他的鼓动下,共青团列宁格勒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拒绝服从“十四大”决议的决议。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组织处理就是必须的了。党不可能容忍下级组织公开拒绝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原则性问题。

1926年1月,中央决定,免去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第一书记的职务。这个职务由斯大林最信任的同志和最亲密的朋友——基洛夫担任。

季诺维也夫怒火中烧,完全不能接受自己视为“禁脔”的列宁格勒被其他人抢走——这简直就是骑到他头上拉屎。在各种合法或半合法的斗争方式都失败以后,失去理智的季诺维也夫最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暗杀基洛夫。他成功了,成功的杀害了基洛夫,也成功的激怒了斯大林,并最终把他自己也送上了刑场——当然,这是1934年以后的事了。

莫洛托夫带了一个工作组来到列宁格勒,帮助基洛夫完成替代季诺维也夫的工作。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各个基层党组织,宣传中央的路线和解释把季诺维也夫免职的原因。宣讲完之后,还会有一个民主投票环节,让每个党组织投票选择是支持季诺维也夫还是支持中央的决议。

莫洛托夫后来回忆了这个“下基层”的过程,很生动。他说,当时有一个“三角橡胶厂”,是季诺维也夫经营多年的地盘,开会的时候,莫洛托夫、加里宁、基洛夫这几个关键的人都去了。

“他们也派出了主力,只有季诺维也夫没来,其他人都是善于摇唇鼓舌的家伙。我们派出的人也是主力,季诺维也夫方面也是主力,都擅长演说。真是一场乱糟糟的集会!”

两派的人在会场上吵成一团,莫洛托夫对加里宁说“站到桌子上去,大声喊,说你是主席,下命令。”

加里宁长期担任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彼得格勒工厂里当过工人。列宁格勒的工人们对他特别尊敬。他就站到桌子上喊“亲爱的同志们,支持中央的站到右边,支持列宁格勒反对派的站到左边。”经他这么一番招呼,会场才逐步恢复了秩序。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几乎所有基层党组织都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支持中央的决议。

失败的季诺维也夫找到了曾经的敌人——托洛茨基,二人开始结成政治盟友,相互配合,向中央的多数派“斯大林-布哈林”联盟进攻。季诺维也夫签署了一个声明,说托洛茨基在1923年搞的《四十六人纲领》是正确的;托洛茨基也发了一个声明,说自己在《十月的教训》里边对季诺维也夫的攻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两人开始在党内开始搞秘密活动,还成立了地下印刷所,到处印发反对中央决议的文章,甚至还收党费!

这就严重跨越了党内政治斗争的红线,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跟党平行的组织机构。此外,季诺维也夫还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他把共产国际书记处也当成了一个散发反对中央材料的平台。

1926年6月6日,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在莫斯科郊区的森林里边秘密集会,其中职位最高的是中央候补委员、副军事人民委员。这次集会上,反对派声称,军队已经被“旧军官和农民中的富农分子”控制,无产阶级的影响正在减弱。

这些事情未能逃过斯大林的耳目,来自政治保卫部的秘密报告很快就把地下印刷厂和秘密集会的消息报告了上来。

事情走到这一步,显然是必须作更严肃的组织处理了。

6月25号,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等人写了一封信,深入的谈自己对此问题的思考。他说

“在季诺维也夫集团出现之前,各反对派(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等)表现得还算克制。”

“随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出现,反对派开始变得蛮横无理,超出了奉公守法的范畴。”

“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同时还要警告他:如果他不停止分裂活动的话,就要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因为他与中央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托洛茨基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同样严重,但并不存在要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是由于他(季诺维也夫)的分裂政策。”

7月份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了政治局,鲁祖塔克代替了他在政治局的位置。同时,又有几个斯大林派的重要人物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卡冈洛维奇、米高扬。

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动。这一方面是斯大林有“分化打击”的政治谋略;另一方面,也是努力在公平的对待反对派——只有跨越了“斗争红线”搞分裂活动的人受到惩罚,仅仅是与中央意见不一致、在党纪允许的范围内发表反对意见的,则会被原谅。

不过,反对派还是不服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另辟蹊径,掀起了“到群众中去”的宣传活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亲自带头“下基层”,派出他们的人马到处组织集会,宣传他们的观点、抗议中央决策,把党内争议的范围进一步公开和扩大化了。

当然,这些斗争没有发挥任何效果。托洛茨基严重高估了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他主要是在高校年轻学生中间取得热烈的支持,在党的干部和工人中间基本没人听他的那一套。大多数基层党员和群众都不支持他的“不断革命论”,大家都想多过几天安生日子,更支持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努力工作享受和平生活而不是拼命向欧洲输出革命。

公开党内斗争的后果,让处理进一步升级。在10月份的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了政治局,只保留中央委员的职位。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布哈林取代他成为了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可以看出,斯大林非常重视布哈林派的支持,给了足够多的政治利益。中央全会结束以后,反对派曾经联络过布哈林,希望把他拉过来一起反对斯大林,当然被布哈林拒绝了。反对派即使能打倒斯大林成为多数,他们能给布哈林的利益,也不可能比斯大林给的更多。(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二)斯大林为什么要放托洛茨基出国?》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三)斯大林是如何成为最高领袖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四)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五)农业 集体化与1932年大饥荒》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六)基洛夫遇刺案(1)》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七)基洛夫案与大清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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